景德镇市国有工业企业破产实施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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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市国有工业企业破产实施办法(试行)

江西省景德镇市人民政府


景府发[1997]11号


景德镇人民政府关于发布《景德镇市国有工业企业破产实施办法(试行)》等四个改革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市直有关单位:
  《景德镇市国有工业企业破产实施办法(试行)》、《景德镇国有企业兼并实施办法(试行)》、《景德镇市公有制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改组办法》、《景德镇市再就业工程实施办法》已经市政府第82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二日

景德镇市国有工业企业破产实施办法(试行)

一、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和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为规范企业破产,促进我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本结构的优化,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我市市区内的国有工业企业和辖区内市属以上(含市属)国有工业企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均可依照本办法申请破产:
    (一)因经营不善已连续亏损三年以上且扭亏无望的;
    (二)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
    (三)严重资不抵债的。

  第三条 实施企业破产,必须首先安置好破产企业职工,妥善处理好破产企业与债权人的关系。

二、破产案件的受理

  第四条 人民法院在收到破产申请后,于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决定立案后10日内应在法院公告栏内张贴公告,通知债权人。同时,根据具体案情涉及的区域,在该区域报刊上登载公告。

  第五条 债权人在收到法院通知1个月内,未收到通知的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

  第六条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程序审理破产案件后,应通知债权人、债务人到庭,当庭宣布裁定,宣告企业破产,在裁定宣告企业破产时可发布公告。拒不到庭的,不影响裁定的效力。

三、破产清算

  第七条 人民法院应当自宣告企业破产之日起15日之内成立清算组,接管破产企业。清算组的成员依照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商同级人民政府指定。

  第八条 清算组接管破产企业后,应对破产企业的全部财产清点、确认产权、登记造册,查明实有财产总额。对破产财产重新估价,并制订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分配方案经债权人会议讨论通过,人民法院裁定认可后执行。

  第九条 破产财产按下列顺序逐项清偿:
    (一)破产费用;
    (二)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
    (三)破产企业职工安置费用;
    (四)破产企业所欠税款;
    (五)破产债权。 破产财产不足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

四、担保的处理

  第十条 破产企业作为抵押物的财产,债权人放弃优先受偿权利的,抵押财产计入破产财产;债权人不放弃优先受偿权利的,超过抵押债权的部分计入破产财产。以土地使用权作抵押的,计入破产财产。

  第十一条 企业对同一财产设定两上以上抵押权的,企业破产时,抵押权人按照抵押顺序受偿。

  第十二条 为企业破产前提供担保的,应当按照担保合同承担担保责任。但偿债期限可以由担保企业与被担保企业的债权人协商确定。行政机关为企业提供担保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认担保合同无效。

五、破产企业职工的安置

  第十三条 企业破产时,应当以拍卖或招标形式为主依法转让其土地使用权。转让所得首先用于破产企业职工的安置,安置后有剩余的,可列入破产财产进行分配;转让所得不足以安置破产企业职工的,不足部分从处置其他破产财产所得中拨付。

  第十四条 破产企业的行政主管部门所办的再就业服务中心,负责破产企业在职职工的安置工作。安置费用从破产企业处置破产财产所得中支付。安置费用的标准,按职工每一年工龄200元计算,一次性拨给再就业服务中心。

  第十五条 破产企业职工在再就业服务中心集中托管期间,应参加再就业服务中心安排的转岗培训,并按月领取基本生活费。培训结束时,由再就业服务中心介绍就业经介绍不服从分配的,停发生活费。由再就业服务中心在3个月内再次介绍就业,如继续不服从分配,即与再就业服务中心脱离关系,由其自谋职业。

  第十六条 破产企业在职职工在再就业服务中心集中托管期间,继续享受养老保险,其养老保险金的公费部分由再就业服务中心支付。

  第十七条 破产企业的离退休职工,凡在破产前已参加养老保险基金统筹的,其离退休养老金由养老保险机构支付;凡在破产前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基金统筹的,从处置破产财产所得中一次性拨付离退休人员10年基本养老保险金补交统筹基金。然后由养老保险机构按规定给予破产企业离退休职工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

  第十八条 在破产企业破产前已办理挂编和留职停薪的职工,破产后不再安排。

  第十九条 破产企业职工要求自谋职业的,按不低于职工职的一次性安置标准,一次性发给其再就业安置费,不再保留国有企业职工身份。

  第二十条 破产企业中因工致残或者患严重职业病,全部或者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经市劳动部门鉴定,可作为离退休职工安置。距离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职工,经本人申请,可以提前退休。

六、破产财产的处置

  第二十一条 破产财产处置前,应当由具有法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以评估价值为底价,通过拍卖等方式转让。

  第二十二条 企业在破产前为维持生产经营,向职工筹借的款项,视为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处理,借款利息按照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职工在企业破产前作为资本金投资的款项,视为破产财产。

   第二十三条 破产企业财产处置所得,在支付安置职工的费用后,其剩余部分按本办法第九条的规定,按比例清偿债务。

七、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经贸委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景德镇市国有企业兼并实施办法(试行)



一、总 则

  第一条 为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高国有资产运营能力,鼓励优势企业兼并困难企业,根据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辖区内国有工业、交通、内贸、外贸、建筑和安装企业。

  第三条 兼并企业必须全部承担被兼并企业的债权债务并负责人员安置,被兼并企业的富余职工实行下岗分流,进入兼并企业的再就业服务站。

二、兼并形式

  第四条 被兼并方属于资不抵债的企业,实行整体接收的兼并形式。

  第五条 被兼并方属于资大于债的企业,由兼并方出资购买净资产,实行有偿兼并;兼并方属于本市国有企业,兼并后,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将被兼并企业的净资产划拨给兼并方。

  第六条 实行有偿兼并的收益,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收取,解缴国库纳入财政专户管理。

三、兼并程序

  第七条 企业兼并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系统内的兼并,由被兼并方向企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由其批准;主管部门不受理的,可直接向市优化资本结构办公室申请。

  (二)跨系统的兼并,由被兼并方向市优化资本结构办公室申请。外地企业来我市兼并的,由被兼并方向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

  (三)由接受被兼并方申请的部门,委托具备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确认产权并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评估结果。其中,涉及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或涉及改变出让合同条件的土地使用权价格评估的,须由具有土地估价能力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确认评估结果后,并入整体评估结果。资产评估的费用,按现行收费标准下浮30%执行。

  (四)由市优化资本结构办公室批准的兼并,应拟订兼并方案,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五)由市人民政府下达批复兼并文件,兼并方持文件到各有关部门办理手续。

四、兼并后的债务处理

  第八条 兼并企业承担被兼并企业的银行债务的,由兼并企业向债权银行申请,经审查批准后可享受免除利息分年还本的优惠。即兼并连续3年亏损的企业,经银行核准,可免除被兼并企业原欠贷款利息;被兼并企业原欠贷款本金分5年还清,如5年内还本仍有困难,可给予1至2年的宽限期。在宽限期和计划还款期内,对兼并企业原 贷款本金免息,不能按计划还款部分,恢复计息。

  第九条 兼并企业还应承担被兼并企业除银行贷款以 外的债务,但可与债权人重新签订还款协议。

  第十条 企业在被兼并前为维持生产经营,向职工筹 借的款项,作为欠发职工工资处理,并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息;职工在企业兼并前作为资本金投资的款项,视为被兼并企业的资产,由兼并企业转为企业个人股或作有偿 购买付给职工个人。

五、富余职工的安置

  第十一条 兼并企业必须负责安置被兼并企业全部在职职工,负责管理被兼并企业的离退休职工和内部退养职工。

  第十二条 对在职职工,要以产定岗、以岗定人。富余职工实行下岗分流:

  (一)兼并方应自办再就业服务站,对富余职工进行集中管理,通过转岗培训、介绍就业等方式实现再就业。集中轮训期间发给基本生活费。经两次介绍就业不去者,可停发基本生活费。

  (二)兼并方自办再就业服务站确有困难的,可将富余职工介绍到主管部门举办的再就业服务中心,由其介绍再就业,但应按规定交纳费用。

  (三)鼓励富余职工自谋职业。经本人申请,企业同意,按不低于职工辞职的一次性安置费标准,发放一次性安置费,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自谋职业。自谋职业者如按规定继续参加养老保险,原有缴费年限合并计算,符合法定条件时可办理领取养老金手续。

六、鼓励措施

  第十三条 优势企业兼并亏损企业,五年内的新增利润可用于抵补被兼并企业发生的亏损。

  第十四条 被兼并企业原来所借市级财政周转金,可转为兼并方的国家资本金,不再归还。

  第十五条 被兼并企业原欠税款和应罚滞纳金,可享受“挂帐免滞”的优惠。

  第十六条 兼并方为安置被兼并方富余职工而兴办的独立核算,从事第三产业的企业,经税务部门批准,自开业之日起,实行两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所得税。

七、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经贸委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景德镇市公有制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改组办法



一、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快我市公有制企业改制步伐,促进资本结构的优化,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职工人均净资产在10000元以下,或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总额在1500万元以下的国有、集体企业均可实行股份合作制。不适用上述范围的企业,经市优化资本结构领导小组批准,也可实行股份合作制改组。

  第三条 公有制企业改组为股份合作制,其公有资产应主要出售给企业内部职工,转换企业产权主体。企业职工作为出资人成为企业资产的所有者,形成劳动者联合共同体,并按规范要求,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转变企业经营机制。

二、股权的设置

  第四条 在股权设置前,必须进行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资产评估应由有法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对评估结果承担法律责任。国有企业的资产评估报告还须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

  第五条 企业职工不同意购买土地使用权的,在按规定进行评估后,从资产中剥离,由转制企业与土地主管部门签订有偿租用协议,按规定交纳有关租费。如同意购买土地使用权的,在评估后可作为股权出让。

  第六条 在资产评估和界定产权的基础上,股权设置采取转债、配资、出售三种方式:
  (一)转债,即将企业全部资产与债务等额量化转给职工,作为职工认购的股金;
  (二)配资,即将企业拖欠的工资转为股本,量化分配给职工;
  (三)出售,即将企业净资产折股量化后出售给职工,收回的资金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收回。

三、股权的转让

第七条 实行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在转让股权时,主要采取“转债持股,增量入股”的方式。转债持股,即对改组企业经资产评估后的经营性资产,按资债金额相等原则,带债折股后转让给入股股东;股东认股后与债权银行签订抵押贷款还款协议,以承担债务偿还为前提,拥有认购部分资产的所有权。增量入股即以改组后设立的企业所需流动资金为基数以500元为一股下限,折股出售,股东以现金购买。转债持股与增量入股配套出售,分为定额认购和自愿认购两种。定额认购,企业内部职工应不少于一股。自愿认购,以一股为起点,多购不限,以时间先后为序,售完为止。

四、改组的程序

  第八条 企业改组为股份合作制,按下列程序实施:
  (一)进行资产评估和界定产权;
  (二)设置股权;
  (三)制定改组方案和企业章程(草案),交由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四)市属企业报经市体改委审核批准,县(市、区)属企业报县(市、区)体改委审核批准。
  (五)股本募集。将改组后预定的全部资本(含资产、债务和增量股本)量化为等额股份,面向全社会招股募股,改组企业内部职工享有认购优先权。职工以其投资入股的份额,享有相应权利,承担有限责任。在改制后的企业中,任中层管理职位者,其持股数不得少于职工定额认购持股数的2倍;任企业领导班子成员职位的,不得少于职工定额认购持股数的3倍;任企业法人代表的,不得少于职工定额认购持股数的4倍。在职位确定后办理定额认购手续。对极少数家庭经济十分困难的职工,经职代会讨论同意可以缓交或分期交清定额认购股金。
  (六)召开创立大会,举行第一次股东大会,讨论通过章程。由全体股东按一股一票直接选举董事、监事。董事会、监事会按一人一票选举董事长、监事会主席,由董事会聘请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新的领导集体。
  (七)办理变更登记和债权债务转移手续。

五、鼓励措施
  第九条 凡资不抵债的企业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后,债务超过资产的部分,由改组后设立的企业按所占资产额分担,与债权银行签订还款协议后,享有免交两年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三年(先征后返)的优惠,用于弥补债大于资的缺口。
  
  第十条 企业办理名称变更手续,除工本费外,一次性免收其他规费。
  
  第十一条 对职工红利中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三年内全额返还职工本人。
六、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体改委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景德镇市再就业工程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失业职工再就业和企业富余职工下岗分流安置工作,配合优化资本结构改革试点,推动企业深化改革,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市实施再就业工程的通知》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建立健全再就业服务体系。我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以及各企业,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建立健全再就业服务体系:
  (一)由各企业主管部门负责建立本系统的“再就业服务中心”;
  (二)各企业都应建立调剂劳动力余缺、托管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服务站”;
  (三)由劳动部门审核批准,符合条件的可举办各类社会性的劳动就业中介机构。

  第三条 建立再就业基金。再就业基金的筹集渠道为:
  (一)地方财政每年根据财力状况拨出一定数额的专款;
  (二)每年从上年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提取40%的费用;
  (三)市区范围内的国有、集体、私营企业及个体业主招用外来劳动力或退休人员,由用人单位按每人每月20元的标准缴纳再就业基金;
  (四)公安部门每年征收的城市增容费的20%转入再就业基金;
  (五)按受社会对再就业工程的捐赠赞助。

  再就业基金主要用于:企业创办生产自救基地所需的一定启动资金或贷款贴息;支付给单位吸纳下岗职工的安置补助费用;建立再就业市场所需资金等。再就业基金由市劳动部门筹集和管理,在市财政专门储存,专款专用。

  第四条 核发“市属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待岗证”。凡企业下岗富余职工、破产企业职工,均由企业主管部门核准,报同级劳动部门核发待岗证。持有待岗证的职工可以优先参加转岗培训、优先介绍就业。在有效期内,凭证领取生活补贴。

  第五条 对下岗职工按有关规定实行集中托管、转岗轮训,介绍就业。下岗职工先由企业实行集中托管,确有困难的,经报批准可由行政主管部门的再就业服务中心集中托管。集体轮训期间,发给每月不少于80元的基本生活费,经培训合格介绍就业。如不服从分配者,停发基本生活费,在3个月内再介绍一次就业机会,如仍不服从分配可与其解除劳动关系。集中托管的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第六条 大力组织劳务输出。外经和劳动部门,要不断加大劳务输出的力度,开辟国内外劳务市场。组织劳务输出,应优先介绍企业富余人员和下岗失业人员。 第七条 加强多种形式的生产自救基地建设。对自愿组织起来就业的下岗分流人员,可由劳动部门视情从失业救济金中一次性付给一定数额的启动资金或贷款贴息,鼓励其组建股份合作制的生产经营组织。具备建立生产自救基地条件的,经县以上劳动就业服务局审核,可给予一定的资金投入。同时,在税收、规费等方面给予优惠支持。

  第八条 各类单位招用工人,应按照“先城镇、后农村;先本地,后外地”的原则,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属新建、扩建单位招工,必须按一定比例招收失业职工和下岗富余职工。
第九条 有条件的企业可以进行职工“买断工龄”的试点,即在职工自愿的前提下,按照职工的实际工龄,按优于辞职职工待遇的安置费用标准,一次性买断工龄,与企业彻底脱钩,自谋职业。
第十条 企业职工可以申请辞职,经企业批准后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对辞职职工按规定发放一次性安置费,不再保留国有企业职工身份。

  第十一条 工商、税务、城建、劳动、社保、银行等部门,应根据本办法,制订实施再就业工程的鼓励和扶持措施。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劳动局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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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改《天津市体育场地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

天津市人民政府


关于修改《天津市体育场地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
天津市人民政府


《关于修改〈天津市体育场地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已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现予发布施行。


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天津市体育场地管理暂行办法》(1988年市人民政府令第6号)作如下修改:
一、将标题“天津市体育场地管理暂行办法”修改为“天津市体育场地管理办法”。
二、在第二条后增加一条:“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体委)是全市体育场地管理的行政主管机关,各区、县体育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区、县体委)负责本辖区内的体育场地管理。”
三、将第七条修改为:“区、县政府应根据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体育场地。乡村体育活动设施,应纳入乡村建设规划。鼓励国内外企业投资和社会集资兴建体育设施。”
四、将第八条修改为:“市和区、县体委所属的公共体育设施,除应承担训练、竞赛任务外,应当向社会开放,方便群众开展体育活动,对学生、老年人、残疾人实行优惠,提高体育设施的利用率。”
五、将第十二条修改为:“公共体育场地因建设需要而被临时占用,必须经市体委和市规划部门批准,并及时归还;改变使用性质的,应先征得市体委的同意,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先行择地新建偿还。”
六、将第十四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市和区、县体委责令限期拆除、搬迁、恢复原有用途并处以罚款。对非经营性活动违法行为,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对经营性活动无违法所得,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造成场地损坏的,
应负责修复或按价赔偿。”
七、将第十五条删除。有关条款序号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天津市体育场地管理暂行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发布。

天津市体育场地管理办法

(1988年10月25日市人民政府发布1998年1月7日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天津市体育场地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修订发布)


第一条 为加强体育场地的建设和管理,发展体育事业,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增强人民体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公共体育场地及机关、团体、学校和企业、事业单位的体育场地。
第三条 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体委)是全市体育场地管理的行政主管机关,各区、县体育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区、县体委)负责本辖区内的体育场地管理。
第四条 体育场地是发展体育运动的必要物质条件,必须统筹安排,逐步发展。
第五条 新建中、小学校体育场地的面积,应根据原教育部颁布的《中等师范学校及城市一般中、小学校舍规划面积定额(试行)》的规定,由有关部门尽力予以保证。
第六条 新建、扩建的企业、事业单位,凡有条件建设体育场地的,应将体育场地列入建设规划。
第七条 城市新建居民区的体育场地建设,应按照建设部、国家体委颁布的《城市公共体育运动设施用地定额指标暂行规定》的要求,结合本市实际情况,进行规划,并逐步实施。
第八条 区、县政府,应根据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体育场地。乡村体育活动设施,应纳入乡村建设规划。鼓励国内外企业投资和社会集资兴建体育设施。
第九条 市和区、县体委所属的公共体育设施,除应承担训练、竞赛任务外,应当向社会开放,方便群众开展体育活动,对学生、老年人、残疾人实行优惠,提高体育设施的利用率。
第十条 机关、团体、学校和企业、事业单位要加强对体育场地的日常管理,确保用于体育事业。
体育场地和设施,应定期维修,保证使用安全。
第十一条 禁止任何单位、个人侵占公共体育场地或擅自改变公共体育场地的使用性质。
第十二条 公共体育场地临时移作他用的,须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向市或区、县体委办理申请手续,经批准后方可使用。
凡经批准临时移作他用的公共体育场地,应按期归还。逾期不归还的,市或区、县体委有权代为清理,清理费用由场地占用者支付。在占用期间损坏场地的,占用者应及时修复或按价赔偿。
第十三条 公共体育场地因建设需要而被临时占用,必须经市体委和市规划部门批准,并及时归还;改变使用性质的,应先征得市体委的同意,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先行择地新建偿还。
第十四条 市和区、县体委对管理体育场地有显著成绩和贡献的单位、个人,应给予表扬和奖励。
第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市和区、县体委责令限期拆除、搬迁、恢复原有用途并处以罚款。对非经营性活动违法行为,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对经营性活动无违法所得,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造成场地损坏的,应负责修复或按
价赔偿。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8年1月7日
试论民事诉讼模式之转型

秦 永(经济政法学院九九级B班107号)
指导教师:张 云 副教授


内容提要: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为契机,讨论了理想民事诉讼模式的构建与证据规则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我国超职权主义的传统民诉模式的形成背景及在诉讼实践中的困境,指出理想的民诉模式是以当事人权利自主、法官规范化的有限职权为核心,以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为价值追求的新型诉讼模式。本文结合《规定》中的相关规定,从当事人权利自主和法官职权规范化两个角度,分析了《规定》体现的正是理想诉讼模式的精神要求,它的出台施行预示着我国传统的超职权主义民诉模式正向理想的新型民诉模式转变。

关键词:民事诉讼理论 诉讼模式 证据规则 转型

引 言

证据是诉讼活动的灵魂,任何公正的司法裁判都离不开充分的证据的支持。它是认定争议事实,分配争议的权利义务、解决纠纷的关键。而与证据相关的一些诉讼规则的确定,实质上就成为了主导诉讼推进模式的核心游戏规则。2002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施行,正是我国民事诉讼领域中核心游戏规则的变革之举,它的施行必将使传统的超职权主义民事诉讼模式发生极大的改变,并建立起一套以司法公正与效率并重为价值追求,以当事人权利自主、规范化的法官有限职权主义为核心的新型民诉模式。同时,这种转变在一段时期内将会对当事人诉讼心理、法官角色转变、法院配套改革及公众认可接纳度等方面产生较大的冲击;而对于引导这一变革的方式的合法性,似亦值得商榷。

一、 理想民事诉讼模式构建与证据规则

民事诉讼活动解决的是平等主体间的权利义务争议,当事人的民事实体权利的争议(即当事人之间私权的争议)是发起民事诉讼的原因。从这一点上看,民事诉讼活动可以看作是民事主体私权的延伸,在司法实践中也遵循着不告不理的原则。但是,我们又不能把民事诉讼仅看作是维护当事人“私益”的手段,当民事争议进入诉讼阶段后,必是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对彼此所争议的实体权利无法达成共识,且依彼此间桌面下的沟通与协调已不能排除这种分歧,化解矛盾,故方求之于国家公权力。争议突破当事人之间私力协调的解决机制后,司法机关实际上就成了社会矛盾的最后一道消弥口,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其行为的目的便不仅是为了通过查明事实而确认彼此间的权利主张以息讼止争,同时还负有化解社会矛盾,是社会中不稳定的法律关系重归秩序状态,并通过这一途径最大化的避免社会资源的不必要浪费,以直观的结果引导人们自觉使自己的行为规范化,进而避免可能的损失,在社会上营造出公正与秩序的运行状态。这也是有的学者所说的“民事司法的公益性”。1
法官作为当事人之外的一个负有特殊社会使命的第三人,就必须通过一套诉讼运行模式来认清当事人之间争议的事实,并以司法文件——具有强制性的纠纷解决方案——的形式使有争议的权利义务在当事人之间得到公平的分配。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当事人对权利的主张或是对义务的驳斥,还是法官认定争议事实,明确责任负担并作出裁判,离了充分的证据材料的佐证,任何一方的公正诉求都不会得到实现。正如引言中所说,证据制度就是诉讼运行模式中的核心“游戏规则”。理想的民事诉讼模式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理想的证据制度的构建。当然,这里所说的“理想”并不是那种不可捉摸、难以实现的凭空臆想,而是符号民事诉讼自身特点,兼备公平正义与简便迅捷(效率)这两个基本要素的诉讼模式构建。如前所述,民事诉讼是当事人私权利益的延伸,从一个个具体的民诉个案来看,诉讼结果的最终承受者只能是当事人,作为“当事人自己的事”,当事人理所应当在民事诉讼活动中享有所应受的尊重,其诉讼权利的行使和处分理应得到充分的保障;但从民事诉讼的公益性看,一个具体个案的裁判,其结果又不仅只及于当事人,而是产生了司法的外部效应:它影响到了社会公众对公平正义理念的坚持,对司法权威的态度,甚至是民事行为中对当规避行为的预期等。但公益性的实现又有赖于具体个案中当事人“私益”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故,理想的民事诉讼模式就是以当事人权利自主、法官有限职权主义为核心,兼顾公平正义与效率的新型诉讼模式。因此如何构建有利于具体个案当事人“私益”得到公正合理分配的证据规则,也就成为了民事诉讼模式转型的核心内容了。
在证据规则的构建中,又以举证责任的分配、举证时限的规定、质证如何进行及法官审核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标准如何确定、证据与法官裁判之间的关系等内容为重。其中关于举证责任的性质及其分配原则、法官审核认定证据的标准的确定直接影响到当事人、法官在诉讼中的不同角色扮演,也是产生诉讼模式之间差异的一个根源。关于它们在我国民诉模式转型中的意义,后文将另行论述。


二、法官超职权主义的传统民诉模式

新中国民事诉讼模式的构建严格来说,应当从1982年第一部《民事诉讼法》(试行)的颁布开始,在该法第56条中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同时还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这一规定一方面从国家角度明确了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供证据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我们姑且不论关于当事人举证的性质),在另一方面又确立了法院(或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的主导性角色——法官全面、客观地收集调查证据成为其法定的职责。民事诉讼活动在这里就演变为一种法官的纯职权行为,而作为民事诉讼中的当然主体的当事人,其主体地位反而成为诉讼中的次要因素:其应当履行的义务,应当享有的权利,应当受到的尊重,也一概随之而成为次要之物。法官则取而代之成为诉讼中的主体。同时,在民事司法活动中,法官拥有了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而一种没有限制和监督的司法自由必然会演变为法官裁判行为的恣意和专横。由此也就建立起了法官超职权主义的民事诉讼模式。这一模式的建立是有着其深刻的理论背景的。我国现行的民诉理论从整体上看,是以原苏联民事诉讼理论为基础,在国家干预和职权主义观念下形成的。2原苏联民诉理论又是基于对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体系在融入带有极强意识形态观念后的质的改造后形成的。这一改造主要以国家干预为基本指导思想,调整了当事人和裁判者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地位和作用,强化法院作为裁判者在诉讼中的职权作用。其直接的后果便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两大基本原则——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的根本转变:完全抽除了辩论原则的内核,对处分原则予以了实质上的否定。大陆法系民事诉讼辩论原则在性质上是一种约束裁判者的基本规范,其内涵包括:“一、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者消灭的必要事实必须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法院不能以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作为裁判的根据;二、法院应将当事人没有争执的事实作为裁判的事实根据;三、法院对证据事实的调查,只限于当事人双方在辩论中所提出的事实,对于当事人没有在辩论中主张的事实,即使法官通过职权调查获得心证,该事实仍然不能作为裁判的基础。”3从这些内涵,我们可以看出,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的辩论原则中体现出的是民事诉讼的私益性这一根本特质,尽管我们在前面也说过,民事诉讼还有其公益性的一面,但它毕竟是间接的,而且必须,也只能是建立在一个个具体私益诉讼的公正裁判的基础上。因此,作为裁判者,就不应以积极主动的角色出现,更不能介入到当事人之间的实质争议之中,而是应尽可能地尊重当事人对自己权利及事实的主张,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贯彻到民事诉讼的每一个阶段,这样一来,也就从根本上起到了约束法官行为的随意性的作用,形成一种动态的公正制衡机制。
改造后形成的苏联民事诉讼制度中虽然在理论上仍然规定了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但却渗透着浓厚的国家干预色彩,体现了立法的国家本位主义。苏联民事诉讼法学家多勃罗沃里斯基就曾明确指出:“苏联诉讼的证明制度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就在于,不仅当事人(原告人、被告人、参加案件的检察长或被吸收参加案件的第三人等)有责任向法院提出能够证明自己要求的证据,而且法院也有权自己主动收集证据,以便查明当事人真实的相互关系。”4如此,民事诉讼中的辩论原则就名存实亡了,因为在诉讼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法官自己,而不是当事人,他更愿意相信自己的调查结果,而不是当事人的陈述或证据。其规定的处分原则自然也就无从体现。我国的民诉理论与立法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同样也存在着想类似的弊端(见前文所举《民事诉讼法》【试行】第56条之规定及《民事诉讼法》【91年】第64条第二款)。
此外,这种超职权主义民诉模式的形成还有另一个认识论上的根源,即关于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的问题。
我国与原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在立法上力图体现出法律的社会主义性质,并成为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型民事诉讼制度,而这一“新型”的、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在民事诉讼立法中确立“客观真实”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民诉法学家看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事诉讼追求的仅仅是“形式的真实”,他们的诉讼理论否认了法院在诉讼中查明案件客观真实的可能性,法院作出的判决往往是违背客观实际的,只具有“形式真实”。5根据这一原则要求,法院就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来查明的真实权利和相互关系,查明一切对解决纠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而不论当事人在诉讼中是否提出这些事实。例如《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典》第十四条规定:法院必须采取法律规定的一切措施,全面、充分和客观地查明真实案情以及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不受已经提出的材料和陈述的限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条中规定“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第六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这些规定都在事实上确立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客观真实原则。从上述讨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客观真实原则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它将一种理想化的政治原则6运用到具有极强操作性、即时性的司法实践当中,亦有矫枉过正之嫌,由此也导致法官在民事诉讼中职权行为的膨胀,但对于法官来说却是其职责使命使然。
因而,基于这些理论依据建立起来的超职权主义民诉模式,并未在司法实践中获得立法者预期的积极回应,反而形成了一系列有悖民事诉讼性质的弊端:
1、 角色错位,法官专断的诉讼过程
在本文第一部分中曾论及,“私益性”是民事诉讼的最根本属性,民事诉讼的发起基于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间的私益纠纷,法官主持诉讼过程的直接目的在于平息争议,在法律的框架内使丧失法律确定性的利益关系归于秩序的平衡状态,诉讼的终局也是以当事人对再分配的“私益”的承受为标志。因此,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理应成为诉讼的主角:发起诉讼的原告应有权提出权利主张,并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对之行使变更或撤回的权利;当事人是发生争议的利益关系的直接参与人,他们对争议发生的真实情况更有发言权,而作为直接的利益关系人,也应该有权对各自的主张提出相应的证明材料,并且有义务去积极行使这一权利;作为平等者间的争议,还应该允许当事人就争议的是与非进行对质、展开辩论,这不但是私权自治的要求,同时对于法官从中辨明是非,求得对案件事实的内心确认,同样有着积极的意义。而在我们传统的民诉模式下,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却发生了严重失衡的逆转和角色错位。
由于追求案件事实客观真实全面的把握,法律赋予法官的权力已远远超出了当事人作为诉讼主角的容忍限度,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在诉讼启动之刻起就成为了国家强力干预的对象,为得到对案件事实的全面、客观的了解,追求绝对公正的裁判,法官可以在任何一个认为是对了解事实真相有必要的时刻去全面、客观的收集证据,对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法官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当事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是不会对争议作出客观公正的表述或证明的。故,作为一个“中立于”当事人,与他们所争利益不相干的法官努力取得的证据,才是最为客观、公正的,再加上立法中对辩论、处分原则的实质性排除,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反而由“当然的主角”沦为法官的配角,其举证或辩论对诉讼的推进便不再有什么实质的意义了,法官也当仁不让地,甚至是“专断”地履行其公正的神圣使命。
2、 先入为主的裁判思维,走过场的法庭审理
由于在诉讼过程中,法官从国家干预者的立场出发,本着发现案件事实客观的原初面貌的职责要求,必然导致了前文所述的法官对当事人举证及言辞的怀疑,转而求之于自己所掌握的有关争议事实的证据材料。在当事人提供之证据于法官调查所得证据之间证明效力的对比上,调查所得证据在一般情形下必然具有了优于当事人提供之证据的效力。居于这种信赖和法官对自己“公正”、“中立”的自信,法官往往在庭审开始之前便已通过对调查所得证据材料地分析而得出了对整个案件事实的一个初步判断,甚至作出了解决争议的初步裁判方案,即法官在庭审之前已先入为主的形成了对案件事实的一个“预断”。基于这种预断,法官还会对这一案件是通过调解还是需开庭审理进行解决作出进一步的判断。
这时,即便案件开庭审理,它也会成为法官在庭审过程中验证自己预断成果的过程,当事人的举证、质证、辩论对于法官来说仅是对自己预断进行补充完善的过程,对他形成最终的判决并不会产生多少实质的影响。在有的情况下,一旦出现当事人举证、陈述所表明事实与法官在庭审前形成的对案件事实的基本判断产生差异或是大相径庭之时,庭审甚至会演变成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较量,在这种情形下,整个诉讼的性质便彻底偏离了当事人私益纠纷的框架,成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与法官审判权之间的直接对抗,由于法官在庭审中的优势地位,当事人在庭审中发言屡屡被打断、喝止,甚至是因其发言而遭训斥的情景在我们的法庭之上也就成了家常便饭,屡见不鲜了。在这样一幕走过场的庭审中,不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遭到了粗暴地践踏,他们(甚至是其代理人)的人格尊严也得不到基本的保障,这与当前民事诉讼的民主化发展趋势也是相背离的。7
3、 低效率的司法
在诉讼活动的价值序列中,公正自是其中不言之意,司法的效率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
价值诉求。迟来的正义等于不正义。裁判的结果对于当事人来说显然并不仅止像《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所言,为“讨得一个说法”,在这个“说法”背后隐藏的其实是当事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再分配,是原来处于不确定状态的财产关系、人身关系的法律调整,诉讼过程的拉长造成的是有争议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不确定状态的延续,其带来的必然结果便是当事人之间矛盾的激化和损失的进一步扩大,甚至于是当这个争议获得司法的解决之时,当事人所得利益对于他为诉讼所付出的“成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这种时候获得的“说法”又怎么能令当事人产生“正义的幸福感”呢?
再有,“司法投入的成本来自国家税收(尽管也要收取诉讼费用,但毕竟不是司法资源的一部分),而税收来自社会。无论是法官还是当事人都负有合理使用司法资源,不得不适当地进行诉讼的义务。”8法官反复地将精力投入到对案件事实到全面、客观调查中,其实也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而当事人举证上奉行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9也导致一次开庭往往无法查明争议事实,法官又不得不将精力用于调查核实当事人在庭审中提出的证据。如此往复,造成了民事诉讼中大量案件超过审限仍不能结案(据统计:1998年1-10月,全国各级法院共复查各类案件441万件,其中有实体错误的12045件,占复查案件总数的0.27%,超审限及管辖等问题的有73143件,占错案总数的85.86%10。)。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类民事纠纷的发生也逐年大幅上升,这更要求法院必须有一套迅速而有效的运行模式来使这些案件得到及时而公正地解决。显然,在传统民诉模式下,司法效率的问题愈发成为阻碍司法公正实现的大问题。

正是传统民诉模式在理论实践上与理想诉讼模式和现实的诸多不协与矛盾,成为我们探求中国民事诉讼模式的转变的的最大动力,尽管在探索的过程中也走了不少的弯路11。但《规定》的出台可以说是对这些探索在理论和立法上的升华,其中的相关规定已基本为我们呈现出一幅我国民事诉讼模式向理想诉讼模式转变的图景。


三、《规定》的出台与民事诉讼模式转型

如前文所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正是引领我国民事诉讼模式转型的核心规则的构建,在这一规定中体现出了以当事人权利自主、规范化的法官有限职权主义为核心,以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为价值皈依的崭新诉讼模式的一些特征。下面,本文将结合其中的有关规定对之作进一步论述。
(一)、当事人权利自主
当事人权利自主不仅意味着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在法庭上得到法官的充分尊重和法律上的有效保障,同时还意味着当事人也应为其实体权益得到法律的保护而承担相应的诉讼义务,以便法官能迅捷、准确地查明争议事实,公正及时地作出裁判。即诉讼不再仅是法官的独角戏,而是要求作为争议权益的直接利害关系者的当事人也积极主动地履行其权益主张人的角色要求,真正为自己的利益而成为诉讼活动的主角。《规定》中与过去大不相同的一点便是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强化和当事人间举证责任的分配;另外,出于诉讼效率的考虑,对当事人举证时效制度也作了规定,同时还具体解释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规定的“新的证据”的具体内涵。
1、 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及其分配
在分析当事人举证责任时,我们有必要对举证与举证责任之间的关系作必要的说明。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几乎是把举证和举证责任作为一对同义词来使用,只是有的时候感觉在某些情形下似乎用举证(或举证责任)比用举证责任(或举证)更恰当一些,但又说不出具体的缘由。比如某甲在向法院起诉时会认为:我有权提出相关的证据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而法官则会对某甲说,你有责任就你的主张向法庭提交相应的证据材料。在这个例子中,当事人的同一行为,当事人和法官却分别用了两个不同的词来表述,他们作出这样的表述,肯定不会是毫无原因的。那么,当事人举证与举证责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人们把当事人举证视为一种责任,这样看有没有道理呢?我认为,这种认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它们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同时,它们之间又具有内在的关联性。
首先,从民事诉讼的性质来看,当事人举证的最终目的在于使自己的诉讼主张得到法官的确信和支持,是当事人行使诉权的必然。即当事人举证从根本上说应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一种。既然法律确认了适格的主体可以就某项有争议的权利或义务提出自己的主张的权利,那么就不可能否认当事人也有向法庭提供用于证明自己主张的证据材料的权利。作为一种权利,当事人自然有权依法行使或选择放弃,它本质上不是当事人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