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民政府


南宁市公园管理规定
　
市政府令第45号　　
　　《南宁市公园管理规定》已经2006年4月18日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9月1日起施行。


市　长：林国强

二○○六年七月七日




南宁市公园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本市公园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促进公园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根据《城市绿化条例》、《南宁市城市园林绿化条例》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公园是指市、县（区）人民政府确定的供公众游览、观赏、休憩，开展科普、文化及健身等活动，有相应的设施和良好生态环境的城市绿地和公共场所。包括综合性公园和植物园、动物园、儿童公园、文物古迹公园等专类公园。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公园的规划、建设、管理和保护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市公园管理工作。
　　县（区）人民政府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公园管理工作。
　　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公园有关管理工作。
　　法律、法规规定和市、县（区）人民政府确定由其他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公园，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市、县（区）人民政府确定的职责分工进行公园管理工作。
　　各公园管理机构具体负责公园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五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将公园的规划和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设立专项经费用于公园的建设、养护和管理，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投资建设公园或者以捐赠、资助等方式参与公园建设。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有权劝阻、举报。

　　第二章　 公园建设

　　第七条 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发展与改革、规划、建设等行政主管部门编制本市公园发展规划，经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综合平衡后，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第八条 新建、改建、扩建公园应当符合本市公园发展规划。
　　公园的绿化用地比例应当不少于陆地面积的65%。
　　本规定实施前已建成公园的绿化用地比例未达到该标准的，不得新建、扩建各类建筑物、构筑物。

　　第九条 依法确定的公园用地和规划确定的公园用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或擅自改变其使用性质。
　　不符合公园规划要求的驻园单位应当迁出。不能搬迁的，应当遵守本规定，不得破坏公园景观及各类设施，不得影响游人游览安全，不得擅自在公园内进行任何新建、改建、扩建工程。

　　第十条 公园的设计应当由具有相应园林规划设计资质的单位承担，设计方案应当符合《公园设计规范》，并报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公园设计方案进行调整的，应当在调整后30日内将方案报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公园的建设施工应当由具有相应等级资质的施工单位承担。
　　新建、改建、扩建公园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规定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十二条 公园内的各类设施应当按照《公园设计规范》设置，并与公园功能相适应，与公园景观相协调。
　　公园的配套服务设施应当统一规划，控制规模，按照公园设计方案设置。其中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按照环保要求配套建设污染治理设施。

　　第十三条 严格控制公园周边影响公园景观的建设项目。具体的控制范围和要求由市规划、园林绿化等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制定。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需在已投入使用的公园内进行工程施工的，应当征得公园管理机构同意，并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进行施工。
　　市政公用工程、供电供水管线施工等涉及公园用地的，应当采取避让措施。确需穿越公园或者占用公园用地的，建设单位应当征求公园管理机构意见，并按规定到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办理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等审批手续后方可进行施工。

　　第十五条 在公园内进行工程施工的，不得破坏公园景观及各类设施，不得影响游人游览安全。

　　第十六条 公园内水、电、燃气等市政管线和其他市政设施应当隐蔽埋设，不得破坏公园景观，不得影响树木的生长，不得危及游人人身及财产安全。不符合前述规定设置的，应当予以改建。

　　第十七条 新建公园投入使用后60日内，建设单位应当到市、县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公园登记备案。
　　改建、扩建公园及其他改变公园登记内容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到市、县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三章　　　园容和游园管理

　　第十八条 公园管理机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依据公园总体规划及专项规划进行公园的各项建设；
　　（二）建立健全公园管理的各项制度；
　　（三）负责公园设施的建设、维护与管理；
　　（四）负责公园园容管理和保护；
　　（六）负责游园管理；
　　（七）加强安全管理；
　　（八）本规定及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九条 公园应当每日按时开放，开放时间应当公示。因故不能开放的，应当提前公示。

　　第二十条 游人进入收费公园应当按规定购买门票，不得逃票和使用假票。

　　第二十一条 公园的收费标准及优惠办法应当公示。
　　老人、残疾人、现役军人、儿童、学生进入收费公园，凭身份证明可免购门票或享受购买门票的优惠。具体优惠办法由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相关规定制定。

　　第二十二条 公园门票、公园游园项目以及参观点内交通客运的价格，经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市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核定。
　　因公园增加游园项目、游园项目内容或其他原因，需要提高公园门票价格的，由公园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市价格主管部门核定。
　　公园内举办活动确需实行收费或提高公园门票价格的，应向价格行政主管部门申报临时活动门票价格。
　　按规定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公园，其门票和公园游园项目、参观点内交通客运的价格，由经营者自主定价。

　　第二十三条 公园园容应当整洁、美观并符合下列要求：
　　（一）绿化植被长势良好；
　　（二）建（构）筑物及园内各类设施、标牌外观完好、符合规范；
　　（三）水体清洁，符合观赏标准；
　　（四）古树、名木、文物、古迹保护完好；
　　（五）无外露垃圾，无污物，无痰迹及烟头等杂物。

　　第二十四条 公园的各类标牌的文字图形应当规范，标牌内容可以根据需要采用中外文对照标识。
　　公园入口处明显位置应当设置游园示意图、公园简介、游园须知；殿堂、展室入口处应当设置简介；主要路口应当设置指示标牌；危险地带应当设置警示标牌；非游泳区、防火区、禁烟区应当设置明显的禁止标志。

　　第二十五条 除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使用的手摇、手推轮椅车和儿童车外，其他车辆未经公园管理机构允许不得进入公园。

　　第二十六条 在公园内开展文化、体育、娱乐、商业等各类活动的，应当征得公园管理机构同意。按规定需报其他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活动的，活动组织者或经营者应当办理相关手续。
　　各类活动应当按照批准的内容和范围在指定的地点开展；需要搭建临时设施的，不得影响公园景观；活动期间，举办单位应及时清除垃圾等各类废弃物；活动结束后，举办单位应当及时清理场地，拆除临时设施，将公园景观、绿地及各类设施恢复原状。对公园树木、草坪、设施造成损坏的，应当给予赔偿。
　　公园管理机构不得批准在公园规划确定的区域或设施外从事商业性文化、体育、娱乐、服务等各类活动。
　　经批准在公园内从事商业性文化、体育、娱乐、服务及其他经营的，经营者应接受公园管理机构的检查、监督，遵守公园管理的规定，不得擅自扩大经营面积、搭建经营设施，不得占用绿地、道路从事经营。
　　在公园内游人自发组织的体育、文化娱乐活动，应当服从公园管理机构的管理，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第二十七条 公园内各类活动产生的声音的音量不得超过环境保护部门规定的噪声标准。

　　第二十八条 公园内不得设置影响公园景观的商业广告。

　　第二十九条 任何人不得擅自改变公园内供游客游览、休憩的亭、廊、榭、阁等园林设施的用途。

　　第三十条 进入公园的游人应当文明游园、爱护公物、爱护环境，不得影响和妨碍他人游览、休憩。

　　第三十一条 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在建（构）筑物、自然景物及各类设施上攀爬、涂写、刻划、张贴，但公园管理机构划定专门用于上述用途的除外；
　　（二）随意堆放物料，在树上、绿篱上吊挂、晾晒物品；
　　（三）在指定的体育运动场所以外的区域拉网打球、踢球，开展旱冰、滑板等体育活动；
　　（四）翻越围墙、栏杆、绿篱；
　　（五）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果核）、烟头、口香糖等废弃物；
　　（六）携带犬类等宠物；
　　（七）在禁火区吸烟、使用明火；
　　（八）在非游泳区游泳；
　　（九）强行向游客兜售物品，影响公园秩序；
　　（十）采挖植物，攀折花木，损毁草坪、树木；
　　（十一）焚烧垃圾及其他杂物；
　　（十二）捕捞、捕捉动物，恐吓、投打、伤害动物或者在非投喂区投喂动物；
　　（十三）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易燃易爆物品及其他危险品；
　　（十四）随意倾倒杂物、垃圾、不符合排放标准的污水等废弃物；
　　（十五）其他损害公园绿化及设施、影响园容和游览秩序的行为。

　　第三十二条 未经公园管理机构许可，不得在公园内营火、烧烤、垂钓、宿营。

第四章　　安全管理

　　第三十三条 公园管理机构应当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根据需要配备专职或兼职的安全管理人员，并定期进行应急演练。
　　公园开放时遇有紧急情况或者突发事件，公园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应急预案采取相应措施，并及时向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

　　第三十四条 公园管理机构应当将公园可接纳的游人容量予以公示。当游人超过设计容量时，公园管理机构应当采取限制游人入园等有效措施。

　　第三十五条 在公园内举办大型活动的，活动组织者应当按规定报经公安部门等相关部门审查。活动组织者应当制订活动安全工作方案，活动设备、设施、作业人员应当符合国家相关安全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

　　第三十六条 公园内的各类设备、设施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相应的质量和安全检验，并定期检查维护，保持完好、安全、有效。

　　第三十七条 公园内的游乐项目应当按规定经有关部门检验合格方能运营。各类游乐项目必须在入口处向游人公示安全须知。
　　游乐项目经营者应当定期对游乐设施进行安全运行检查及检测、维修保养。
　　水上游乐项目应当配备完备的救生设施。

　　第三十八条 游乐设施的操作人员，必须经业务培训合格后，持证上岗。每次运行游乐设施前，操作人员应当对乘坐人的安全防护措施加以检查确认，设施运行时应当注意游客动态，及时制止游客的不安全行为。
　　游客在使用公园游乐设施时，必须严格遵守安全保护规范，服从管理人员的疏导。

　　第三十九条 公园内的道路应当符合通行标准，并按有关规范设置交通标志，保障道路畅通和交通安全。
　　经允许进入公园的车辆，应按限定的速度在指定的路线行驶、在指定的地点停放。
　　公园内的作业车辆运行应尽可能避开游客多的时间和路径，无法避让时，应注意疏导游人或采取其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

　　第四十条 公园管理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做好防风、防雷、防火等安全工作。公园内应当合理设置消防水源和消防设施，保证消防通道畅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县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给予处罚：
　　（一）违反本规定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公园绿化用地面积达不到规定标准的，按与标准面积的差额处以应交纳绿地建设补偿费的2倍至3倍罚款。
　　（二）违反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规定，擅自在公园内从事商业经营和娱乐服务活动的，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擅自扩大经营面积、搭建经营设施或者占用绿地、道路经营的，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第三十一条第（十四）项规定，向公园内倾倒杂物、垃圾、不符合排放标准的污水等废弃物的，处5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以下规定的，由市、县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公园管理机构给予以下处罚：
　　（一）违反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车辆未经允许进入公园或经允许进入公园后不按指定路线行驶和不按指定地点停放的，对非机动车辆处以2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机动车辆处以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三十一条第（一）、（二）项规定，在建（构）筑物、各类设施和树木上攀爬、涂写、刻划、张贴，随意堆放物料，在树上、绿篱上吊挂、晾晒物品的，责令其改正，并可以处1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三）违反第三十一条第（三）、（四）、（五）、（六）、（七）、（八）、（九）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在指定的体育运动场所以外的区域拉网打球、踢球，开展旱冰、滑板等体育活动；翻越围墙、栏杆、绿篱；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果核）、烟头、口香糖等废弃物；携带犬类等宠物；在禁火区吸烟、使用明火；在非游泳区游泳；在公园内向游人强行兜售物品；擅自在公园内营火、烧烤、垂钓、宿营的，责令其改正，并可以处2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第三十一条第（十）、（十一）、（十二）项规定，采挖植物，攀折花木，损毁草坪、树木；焚烧垃圾及其他杂物；捕捞、捕捉动物，恐吓、投打、伤害动物或者在非投喂区投喂动物的，责令其改正，并可以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对其他影响园容和游览秩序的行为，由市、县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公园管理机构责令违法行为人改正。

　　第四十四条 违反第二十六条第（三）款、二十九条规定，公园管理机构批准在规划确定的区域或设施外从事文化、体育、娱乐、商业等各类活动的，市、县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以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第三十一条第（十三）项规定，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易燃易爆物品及其他危险品的，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第四十六条 公园管理机构应当按本规定履行相应的职责，未依法履行的，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履行；拒不履行的，由所在单位、上级行政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相应的处分；给游客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本规定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九条 本规定自2006年9月1日起施行。





刑事审判阶段要不要法律监督
--以程序内监督为视角对审判监督的重新认识

洪道德 葛琳


内容提要：检察院的审判监督职能在我国司法实践当中日益显现出与公诉职能的不协调性，本文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考察，试图揭示关于对审判监督的认识误区，从而论述审判监督的发展趋势--程序内监督，进而明确检察机关在审判阶段的角色定位。

关键词：检察院 审判监督 程序内监督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中,检察机关的职能主要有三项：对特定案件进行侦查，提起公诉和对刑事诉讼过程进行法律监督。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使控审职能进一步分离，检察机关的指控、举证责任进一步加重，客观上使人民检察院的公诉形象更加突出，而其法律监督职能却在理论与实践中显现出与公诉职能和诉讼结构的不协调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按照诉讼阶段可以分为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其中最具争议的是审判监督。[1]本文试图通过对历史和现实操作的考察与分析，揭示关于审判监督的认识误区，论述审判监督的发展趋势--程序内监督，进而明确检察机关在审判阶段的角色定位。

一. 法律监督理论溯源与反思

我国的法律监督理论来源于列宁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理论。列宁在许多涉及法律问题的著作中，特别是在他的《论"双重领导"与法制》、《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中阐明了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基本理论。其中，检察机关必须成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是列宁着重强调的一条。列宁认为，只有强有力的由国家直接领导的检察机关才能真正保障"全共和国内对法制有绝对一致的理解,既不顾任何地方上的差别,也不受任何地方上的影响"。[2] "检察长的责任是要使任何地方当局的任何决定都不与法律相抵触。"[3]所以，"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为专职专责，不执行任何行政职能，受中央垂直领导，行使中央检察权。"[4]
列宁的这一理论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环境下提出的，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十月革命后，苏联建立联邦制，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都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和发布各种行政命令，地方立法有很大自主权。这种情形使联邦苏维埃法律的权威性、统一性和有效性受到严重挑战。列宁感到，必须保证中央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才能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统治。有必要设立专门的监督机关来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5]因此，列宁特别强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他提出法律监督理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苏维埃法制的统一，巩固刚刚建立不久的苏维埃政权。与之相配套的"中央垂直领导"体制也是为了服务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法律控制"这一根本目的。
我国在建国之后借鉴了苏联的立法经验，又根据自己的情况作了适当变通，建立了我国的检察制度，在一些规定上与苏联不同，如双重领导原则等。但我国同样赋予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这段历史渊源表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是先于对诉讼结构的考虑而产生的。它的最初确立是出于维护和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不仅上位于审判权，甚至还可以干预"地方当局"的决定，是一种直接派生于国家政权而又高于审判权和行政权的权力，有些类似于我国古代的"代天巡守"或"钦差大臣"，只不过它的权限范围更加固定而已。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国已经有了完备的法律体系，法律监督理论也因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发展。法律监督的作用在现代主要表现为对权力的制约平衡和对错误的及时纠正。应当承认，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和执行阶段，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审判阶段，由于历史惯性的作用，天然带有政治色彩的监督职能与审判阶段的特殊性产生了明显的冲突和不协调。不从制度建构上加以反思和矫正将难以适应现代诉讼规律的要求。

二. 现行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的矛盾

对于审判阶段的法律监督，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并不详细，而且矛盾重重。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阶段进行法律监督的规定是第169条："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5条对刑事诉讼法第169条作了解释："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有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在庭审后提出书面纠正意见的，人民法院认为正确的，应当采纳。"六部委规定第43条也规定："人民检察院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在庭审后提出。"这一关于检察院审判监督的规定较之修改以前的刑事诉讼法有了明显不同。原刑事诉讼法第112条第2款规定："出庭检察人员发现审判活动有违法情况，有权向法庭提出纠正意见。"新规定有两点明显变化:
1.监督主体是人民检察院而不再是公诉人。
2.监督是在庭审之后而不再是庭审之前。
然而新规定在操作性上存在着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1.虽然监督主体是人民检察院而不是公诉人，但实际操作中仍然是由公诉人代表检察院具体执行法律监督职能。因为只有他了解庭审情况和裁判是否确有错误。对主体的规定的变化在实质上并无意义。
2.监督时间由当庭改为庭审之后，立法者原意是想缓和监督权与审判权的关系，避免庭审中检审矛盾尖锐化，维护法官的权威，然而却矫枉过正，忽略了控方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保护。对法官在庭审过程中有明显的违反程序行为，检察院仍然只能在庭审之后以书面形式提出，这既不利于公正审判的诉讼目的，也不符合诉讼效率原则，根本没有达到监督的效果。
耐人寻味的是，虽然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似乎削弱了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但在实践中，检察机关根据我国宪法第129条和刑事诉讼法第8条的规定，理所当然地享有抽象的法律监督权力。这种抽象的"法律监督"权力使公诉人头上笼罩了一圈令任何人都不敢不仰视的光环。既然检察机关可以对审判机关实行法律监督，在地位上显然高于审判权，而法律监督权又实际由公诉人行使，所以公诉人的地位举足轻重。这种特殊的地位就产生了上文所谈到的与审判阶段诉讼结构的冲突。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公诉人公诉与审判监督的双重角色无异于在赛场上既当球员又当裁判。西方有句谚语："控告人如果成为法官，就需要上帝作为律师。"[6]从某种意义上说，专职的监督职能使检察官成为了法官之上的"法官"，无论在气势上还是在权力上，原本处于弱势的辩方都无法望其项背，控辩双方实力严重失衡，违反了诉讼理论中的"平等武装"原则。按照现代司法公正的理念，控辩平等是诉讼程序的一个基本要求。尽管实践中由于公权力与个人权利在力量上的天然悬殊，并不能实现完全的平等，但再给天然占优势的控方委以监督整个刑事诉讼的专门职责，就如同在本已倾斜的天平上又加了导致失衡的分量，无疑人为加重了控辩双方的不平衡。
2.审判阶段是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特殊阶段，它不同于其他阶段之处在于，这一阶段是集中体现法律的庄严和权威的关键阶段。审判权应当是这一阶段进行终局裁判的唯一权力。控方拥有高于审判权的审判监督权，就会破坏诉讼结构的稳定性，对审判权的权威性和终局性构成威胁，不利于审判独立和法官权威形象的树立。
上述分析使我们发现了法律规定与现实操作中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审判监督权受到了限制，公诉人甚至无权当庭指出程序的不当之处，而另一方面，公诉人所负有的抽象的法律监督职能又给法官和辩方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在无形之中破坏了诉讼结构的稳定。笔者认为，上述矛盾的根本症结在于，现行理论过分侧重了检察机关作为诉讼程序外力量对审判的监督，而忽视了诉讼程序内部因素的制约效能。稍作分析即可发现，检察机关公诉与审判监督的双重角色无异于个人的人格分裂，一半置身于诉讼结构之内，作为一方当事人参与诉讼，另一半却在诉讼结构之外以高高在上的姿态监督诉讼。这种人格分裂的状态难以达到原本设想的监督效果。笔者认为，解决问题的思路应当是以程序内监督取代程序外监督，作为审判监督的发展趋势。

三. 程序内监督[7]--对审判监督的重新认识

（一）什么是程序内监督
从一般意义上看，程序是指 "按时间先后或依次安排的工作步骤"。[8]在法学领域，"程序"一词有专门的含义，是指"按照一定顺序、程式和步骤做出法律决定的过程"。[9]学者季卫东指出，在诉讼法学中，程序还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角色分派体系"。"……程序参加者在角色就位（role-taking）之后，各司其职,互相之间既配合又牵制，恣意的余地受到压缩。因此，程序功能自治又是通过各种角色担当者的功能自治而实现的。程序规定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角色规范，是消除角色紧张（role strain），保证分工执行顺利实现的条件设定"。[10]程序内监督正是指利用程序内角色所承担的职能的相异性和对抗性，按照诉讼规律的要求，遏制裁判权的恣意性，保证程序公正进行的监督机制。具体地说，在审判程序中，当事人、律师、公诉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可以通过法律规定的方式，从自己担任的诉讼角色的角度对法官的裁判行为进行监督。
程序内监督的前提是赋予诉讼结构中地位平等的诉讼角色，特别是控辩双方以平等的监督权，但任何一方都不能拥有高于其他各方甚至裁判权的特权。程序内监督的性质是一种从己方利益出发对权利的主张，对裁判者不利于己方的违法行为的抗议和要求救济的声请。它是建议权、请求权而不是决定权，对裁判者的影响是间接的，没有即时强制力。裁判者可以做出解释说明，纠正自己的做法，也可以不予理会。但拥有监督权的诉讼角色可以向上一级审判机构提出专门的程序性上诉，争取通过审级利益来获得救济，这对于其声请的主张是一种程序性保障。

（二）程序内监督的合理性

1.审判阶段的特殊性质的需要

监督的字面含义是指"从旁察看，监督。"[11]设置监督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保证正义的实现。正象杰斐逊指出的那样，一切权力本来就具有侵犯属性，应当对其进行制约。[12]制约方法是对权力的行使设置障碍，即设置另外的权力来同它相对抗。这也就是政治理论中著名的分权制衡学说。刑事审判同样会发生权力滥用的现象，所以也需要监督和制约。但刑事诉讼程序，尤其是审判阶段不同于政治体制之处在于，它恰恰需要一种权威性裁判权对争端做出了断。这种权威性的形成是基于信任，良好的传统，裁判者的优秀素质等诸多因素的综合，而其一旦形成就具有不可动摇性和终局性。这也是人们将争端求诸诉讼解决的现实需要。对裁判权的监督和制约最适于采用的方式应当是程序内监督。因为享有监督权的诉讼角色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行使权力，因而不会动摇裁判权的中立性和权威性。而必要的程序性上诉又给监督者提供了救济途径，使裁判者不至于因为监督者的声请没有强制力而不予重视。

2.诉讼结构合理化的需要

刑事诉讼结构合理化的最低要求是诉讼角色职能的合理分担。理论界关于刑事诉讼结构的设想有多种观点，通常被认为是理想的诉讼结构是"正三角结构"。这种结构的特征是"法官居于其中，踞于其上，公正裁判，控辩双方平等，积极地展开对抗"。[13]控审分离、审判本位主义、控辩平等是这种理想结构的三大特点。我国检察机关公诉和监督的双重职能破坏了控辩平等的均衡性，显然不符合诉讼结构合理化的要求。设置审判监督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法官在庭审过程中违反程序规定审判案件，损害审判公正，那么诉讼角色特别是控辩双方应当是进行监督的最佳人选。因为他们从己方利益出发最能发现庭审中的问题。如果将审判监督权作为当事人权利中的一项赋予控辩双方，那么立法其实就大可不必将检察院的监督权限制在庭后。双方应当都有权当庭对法官不利于己方的违法行为提出异议。这既不会损害法官的权威，又维护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因而是解决我国现实中的困境，改善诉讼结构的建设性思路。

3.走出"监督监督者"循环，增强监督效果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