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质证制度研究

芦志锋


[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对质证法律关系和质证制度作了局部的剖析，并对质证在刑事诉讼中的功能以及影响其功能发挥的情形作了初步的探讨，最后本文还对我国质证制度的现状作了一些分析，希望能为我国质证制度的完善尽一点微薄之力。
[关键字] 质证法律关系 质证的功能 诉讼环境

质证，是指在庭审过程中由控辩双方对诉讼证据采取说明、反驳以及交叉询问等形式进行质询，以确认其证明力大小的诉讼活动。关于质证，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有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又进一步规定：“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上述法律规定表明，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质证制度将最终成为我国刑事审判过程中用以审查、核实证据的基本手段。同时基于质证制度在诉讼程序中的重要地位，该制度的确立还必将引发相关的诉讼制度乃至司法体制的变革，因此实有探讨的必要。

一、质证制度的基本原理——质证法律关系

法律制度一经确立后，即在相关领域形成了特定的法律关系。质证制度一经确立后，就在控辩双方及相关的证人、鉴定人等接受质询的人之间形成了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对该种程序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我们不妨称其为质证法律关系。由于法律关系是法律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化，因此通过对质证法律关系的剖析，能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一制度的本质。
对于一切法律关系而言，其都不外乎由主体、客体和内容三要件构成，质证法律关系也不能例外。因此，对质证法律关系的认识也就是对其所含的诸构成要件的认识——
（一）关于质证法律关系的主体。在质证活动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是质证法律关系的主体。其范围包括：1、检察官和当事人。检察官在提起刑事诉讼后即代表国家对犯罪行使追诉权，对被告人是否有罪有证明责任。因此，检察官必须通过对各类证据进行质证，合理排除被告人无罪的所有疑点。当事人是指与案件的审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我国刑事诉讼规定的当事人包括被告人、被害人、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和被告。由于当事人与诉讼的结果有最终的利害关系，因此，当事人对诉讼的核心问题——诉讼证据应有质证的权利。2、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有根据事实和法律，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应当减轻、免除处罚的责任，因此通过质证排除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是辩护人维护被告人权利的重要手段。诉讼代理人受当事人委托参加诉讼，在受托范围内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也应有质证的权利。此外，由于质证是一项对法律专业和诉讼技能要求较高的诉讼活动，因此，对于大多数当事人而言，要进行有效的质证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作为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的律师实际上在质证活动中要发挥比当事人更大的作用。3、接受质证的人。在以人证作为证据方法的场合，提供证词的证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接受质证的人；如以鉴定结论、勘验笔录作为证据的，鉴定人、勘验人是接受质证的人；如以物作为证据方法的，负责收集物证的侦查人员以及物的所有人、保管人、持有人等与证物有关的人均有可能是接受质证的人；如以书证、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收集证据的侦查人员、以及该书证、视听资料本身的制作者及其他等与证据相关的人员是接受质证的人。
对于未成年人能否成为质证的主体，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由于未成年人能够在其认知范围内作证，因此，在其作证的范围内应当有接受质询的义务。如果未成年人作为被告人的，由于法律同样赋予其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因此，其应有对证人及相关人员就证据问题进行质询的权利。
对于上述人员作为质证法律关系的主体在理论上应不会有太大的争议，争议主要体现在审判人员能否作为质证的主体。对此，要从质证的本质和审判人员的职责进行分析。质证在本质上是运用质询、辩论等对抗的方式来揭示证据证明力的活动，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说服审判人员采纳某一证据为判决的依据。审判人员的职责是对于质证的结果进行“认证”，即确认某一证据的证明作用。在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也会就证据的某些问题进行发问，但是这只能是“认证”权的延伸，其范围只限在控辩双方在质证的范围内，未能表述清楚，或者审判人员未能听清的内容。审判人员在证据调查过程中，应避免因频繁的发问使自己卷入双方所争执的问题，这也是裁判权中立性的要求。尽管审判人员不是质证的主体，但是其对质证活动应有监督权和指挥权，以确保庭审活动有序、高效地进行。
（二）关于质证法律关系的客体。以诉讼的角度观之，质证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即是质证这一诉讼活动的诉讼标的。对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而言，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是本案的诉讼标的。但对于质证这一特定的诉讼活动而言，其诉讼标的就是特定的，即：某项证据资料在诉讼中的证明力。通常情况下，凡是法律规定能够作为证据资料的，都必须经过质证才能确定其证明力大小，并作为裁判的依据。对此存在例外的情况是：某些常识、显而易见的事实、可以根据已知的事实简单推理得出的结论等，无须经过质证就可以被裁判所采纳。此外，根据我国证据学的通说，诉讼证据必须同时具备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三性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因此，证据资料的证明力大小应由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所决定。因此，综上所述，所谓质证法律关系的客体就是法律规定必须经过质证的证据资料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
（三）质证法律关系的内容。所谓质证法律关系的内容就是控辩双方和接受质询的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权利义务关系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一方主体在行使质证权利的同时也就是另一方主体履行受质问义务的过程。这种权利义务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诉讼主体之间：
首先，在控辩双方和证人之间是质询和受质询的关系。通常情况下，受质询的人有回答控辩双方提问的义务，除非法律规定，其有权对特定问题拒绝回答；其次，对控辩双方而言，同时有对对方进行质证的权利和回答对方质询的义务，但是，如果是被告人本人参加质证的话，受刑事诉讼法和证据法某些基本规则的约束，这种权利义务就有一些例外的情形。例如：当被告人受到“无须自证其罪原则”的保护时，被告人对于那些可能会给其本人带来不利的后果的问题就可以拒绝回答。

二、质证制度在不同诉讼环境中的作用

质证最基本的功能首先在于，通过质证能促使诉讼的双方当事人积极参与案件的审理活动，有利于审判员迅速查明事实，为下一阶段正确适用法律作好准备。其次，通过质证能促进社会纠纷的解决。无论是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其本质上都是社会纠纷的表现。诉讼的重要功能就在于化解各类有可能引起剧烈冲突的社会纠纷，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因此，诉讼进行的方式就直接关系到纠纷能否被妥善的解决。对此，质证制度有着天然的优势。通过设计良好的质证制度，使双方当事人在诉讼的核心问题——证据问题上平等地发挥作用，既使是败诉者，对诉讼的结果也较能信服。第三，通过质证，审判人员用以制作判决的依据将更多地建立在双方当事人质证的结果上，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审判人员在审核证据上的主观臆断，这将使判决更容易获得社会的认可。
然而，在不同的诉讼环境，质证制度所能够发挥的作用是不尽相同的。
在传统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负责审判的法官对于证据的调查、审核拥有较大的职权，不仅调查证据的顺序、范围、方法，全由法院全权决定，而且关于何种证据证明何种事项，以及应提出的证据、应传唤的证人、鉴定人，也由法院决定。同时，对证人、鉴定人的询问，也由法院决定。甚至在起诉后，或在调查证据过程中，不仅关于是否有必要补充收集证据，由法院决定，而且法院在认为必要时，可直接收集证据。 在职权主义诉讼中，审判人员可以通过积极的调查取证，以掌握案情，质证制度的作用很容易就被削弱、甚至忽视了。相反的，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审判人员相对于案件的当事人处于超然的地位，调查证据的权利义务，全属于当事人。在庭审活动中，诉讼的双方积极地通过交叉询问的方式，对包括证人证言在内的各类证据进行展示和质疑，陪审团成员和法官则通过法庭审理而逐步接触、了解整个案情，并形成自己的心证。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以交叉询问为主要方式的质证制度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余地。
此外，在法定证据制度和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下，质证的作用也不仅相同。根据法定证据制度理论，每一种具有一定特征的证据，其证明力在一切案件中都是永恒不变的，因此，可以预先用法律规定各种具有不同特点的证据的证明力，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不必分析和判断本案各种证据的真实程度和它的证明力大小，唯一的职责就是按照法律预先规定的各种证据可靠性的百分比，机械地计算和评价本案的各种证据，并且据此认定案件事实。 由于法定证据制度预先规定了各类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因此，对证据的审查、判断主要是围绕着证据的种类展开，因为区分了证据的种类，也就辨明了各证据证明力的大小。由此，质证的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伴随着辩论式诉讼取代纠问式诉讼所取代，在证据制度上也实现了从法定证据制度向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转变。在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下，法律对证据的取舍和证据的证明力不预先加以机械的规定，而由法官、陪审员根据自己的良心、理性自由判断以形成确信。因此，当事人想要在诉讼中获得有利的判决，就必须在审判人员前面尽可能地对对方的证据进行批驳，动摇审判人员对其的信任。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不但为当事人对各类证据进行对质、反驳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而且对质证的技巧，尤其是交叉询问的技巧，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由于质证毕竟要在诉讼的框架中运行，诉讼的环境对质证的影响远不止上述的两个方面。例如，为了保证质证的顺利进行，就要求在司法活动中确立以“直接”、“言词”审理为主的原则。所谓“直接”审理，即要求在法庭开庭审理时，审判人员、检察官、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必须亲自出席审判，有裁判权的审判人员必须亲自从事法庭调查和采纳证据。 所谓“言词”审理，要求对法庭上提出的任何证据材料的调查应以口头方式进行，不仅要以口头询问的方式对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等进行调查，对物证的调查也应通过口头说明，质疑的方式进行。任何未经直接、言词方式质证过的证据不得作为判决的依据。其次，为了保证庭审过程中质证能顺利进行，控辩双方在庭审之前最好能互相交换手中的证据材料，这不但可以防止法庭上的“不意打击”，而且可以给控辩双方予充分的时间为质证作好准备，以便其在庭审过程中展开有效的质证。另外，出席审理的审判人员是否对案件有最终决定权，原被告双方是否有相应的水平，能否保证证人及其他相关人员亲自出庭等等涉及整个诉讼环境的问题都会对质证制度的运转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质证制度在我国的实施情况

（一）立法上，由于和国外的证据立法相比，我国的证据立法较为落后，这也反映到我国的质证制度上来。以刑事诉讼法为例，在1996年作了重大修改之后的刑事诉讼法仅在第47条原则性规定了：“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于物证、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等其他重要证据，法律仅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刑诉法》第157条），而没有明确规定这些证据要经过质证程序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由此可见，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质证方面的规定是不完善的。
针对刑事诉讼法的上述缺陷，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进一步规定了：“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规定对完善质证制度无疑有积极的作用。但仍然没有改变我国质证立法总体上缺乏的面貌。
（二）立法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还缺乏一个能使质证制度有效运转的诉讼环境。
首先，尽管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引入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的成分，但在实践中的实施情况并不好，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我国的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把这种密切的关系带入诉讼活动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比如，法官在庭审前向检察院借阅卷宗，在庭审中对辩护律师的发言进行压制等情况的存在，就不利于质证活动的顺利开展。
其次，尽管我国摈弃了法定证据制度，同时在理论上也对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进行了批判，但是对于我国应采取何种证据制度，理论上和立法上却陷入了模糊的状态。尽管我国主张司法实践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但是，要求诉讼活动完全再现过去发生过的事实，不仅事实上难以做到，其诉讼成本也会令国家难以承受。因此，实际上诉讼活动是围绕着证据展开的。但是，对各类证据进行质证和审查认定是一项复杂，甚至是颇为微妙的工作。在某些时候，只有审判人员身临其境，并依赖其主观能动性，纵观庭审的全过程才能在其内心形成某种确信。从我国古代的“五听”，到西方的自由心证证据理论，乃至前苏联的内心确信证据理论都反映了诉讼的这一特点。我国在批判了西方国家的自由心证证据制度后，对其所包含的合理成分却没有充分地考虑和吸收。
上述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表现为两个极端，一方面，由于强调“以事实为依据”，而事实问题往往依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侦查机关无外地把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作为侦查的突破口，审判人员也乐于以“被告人的供述”作为裁判的依据。因此，对于大多数案件而言，由于被告人在起诉前已经作了有罪的供述，审判人员对质证就不是很重视，这就导致了质证在庭审中往往流于形式。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法律不承认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因此，也就缺乏对审判人员的“心证”进行约束的规范和制度，这又导致了某些审判人员在审判过程中随意“心证”，对当事人的意见不闻不问，这也限制了当事人质证的积极性。
第三，我国的诉讼制度没有规定诉讼的原被告双方要进行审前证据开示和证据交换。尤其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在审前所能接触到的控方的证据十分有限 ，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当事人和辩护律师的质证能力。在正常情况下，面对在法庭上首次接触的证据，要想组织有效的质证总是很困难的。
第四，我国的诉讼制度还存在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即案件的最终处理要经过不出庭的庭长、审委会成员、院长决定。由于出庭的法官未必对案件的处理有最终决定权，这就直接影响到控辩双方对质证的积极性。
第五，当前我国的证人出庭率很低。这其中有很多原因，本文在此不作专门的讨论。但显而易见的是，证人不出庭，质证就很难有效地进行。此外，关于鉴定人、勘验人、侦查人员出庭接受质证的比例就更低了。尽管严格要求每一个案件都传唤所有相关人员出庭接受质证是没有必要的，但对一些重大、疑难案件，仍然有必要强调相关人员都要出庭接受质证，以保证判决的公正性。
上述情况的存在不但直接影响了我国的质证制度作用的发挥，而且会给我国司法制度发挥其应有的化解社会纠纷的功能带来不良的影响。在同一制度框架内，质证的功能被削弱的后果必然要以司法机关职能的加强为补充，而过分强调国家权力在诉讼中作用对促进纠纷的表面性解决可能是有作用，但是对于真正纠纷的解决是不利的。因为，如果司法裁判的内容不是建立在当事人的内心信服的基础上，而始终要依靠国家的强制力来推行，那么其结果可能是在原有的社会矛盾的基础上再增加新的矛盾——司法机关和诉讼的当事人的矛盾。要使诉讼的结果能更多的为当事人所接受，推行诉讼民主化、使判决可能对其产生有利或不利后果的当事人尽可能参与判决的制作过程或许是可行的。而完善的质证制度必将有助于上述目标的实现。

1、参见：李心鉴著：《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92页。
2、参见：柯昌信 崔正军主编：《民事证据在诉讼中的运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16~18页。
3、参见：陈瑞华著：《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2月第1版，第184~185页。
4、参见：顾永忠著：《试论辩护律师的阅卷权》，载于陈光中 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122~123页。

共青团中央


共青团中央关于转发《全国机关共青团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共青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总政组织部，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部，全国铁道团委，全国民航团委，中直机关团委，国家机关团委，团中央各部、各直属单位：

　　团中央同意《全国机关共青团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基本内容，现将此件转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

　

　

共青团中央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七日





全国机关共青团工作座谈会纪要

　　全国机关共青团工作座谈会于一九八五年九月十日至十五日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经团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团中央组织部、中直机关团委、国家机关团委共同筹备召开的。会议总结交流了团的十一大以来机关团的工作在促进体制改革、服务业务工作、加强自身建设、培养“四有”新人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讨论并进一步明确了机关共青团工作的基本任务，提出了机关团的工作的奋斗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措施。与会同志认为，这次会议作为建国以来首次专题研究机关共青团工作的全国性会议，对于进一步加强机关团的工作，开创机夫团的工作新局面必将产生积极影响。

　

(一)

　　会议分析了机关青年的特点及其担负的重要责任，提出了新时期机关共青团工作的奋斗目标：在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带领机关青年做全国青年的模范，使机关团的工作成为全团的表率。

　　机关团的工作是指共青团在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机关、人民团体及其直属事业单位的工作。机关青年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具有求知成才，积极进取，为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他们中有的直接参与了党和政府有关政策的研究和制定，是党政领导进行决策、实行管理的助手和参谋；有的直接从事科研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产品的生产，已经成为各项业务工作的骨干；有的担负着机关的后勤服务工作，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保证了第一线的决策、管理和各项业务工作的顺利进行。在机关工作中，青年是一支朝气蓬勃的重要力量。机关青年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求他们不仅应当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以自觉的态度、创造的热情、献身的精神进行工作，而且应当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做全国青年的模范。

　　会议指出，即将开始的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全面改革我国经济、科技、教育等管理体制，保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重要时期。党中央要求机关要在改革和各项工作中做表率，这同样是对机关共青团工作的要求。各级机关团的组织，要进一步振奋精神，开拓进取，做第一等的工作，创第一流的成绩，为实现机关共青团工作的奋斗目标做出不懈努力。

　

(二)

　　会议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机关共青团工作的基本任务是：服务业务工作，促进体制改革，发挥青年作用，在实践中努力培养大批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富于革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青年人才。

　　在实践中培养“四有”创造性人才，必须引导机关青年树立坚定的政治信念和科学的社会理想。要加强对青年理想教育，根据机关青年的特点和机关工作的实际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结合起来，使理想教育具体化、系统化。要切实帮助青年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水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创造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树立为基层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勇于“吃亏”和献身。

　　培养“四有”创造性人才，必须引导青年把在工作中大胆创造、勇于革新和自觉遵守、维护各项社会主义法纪统一起来。要树立这样一种风气：既要勇于创造，一往无前，站在改革的前列，又要善于创造，使自己的行动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既要坚决反对和抵制各种不正之风和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又要注意通过正常的组织渠道，采取适当的方式，在必要的时候运用法律武器来进行。

　　培养“四有”创造性人才，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机关青年的文化业务素质，培养他们的创造能力。要引导青年把书本知识同工作实践相结合，通过解决经济建设、科学实验和文化宣传中纷繁复杂的实际问题，不断增强他们的业务素质和创造能力。要发挥机关的人才优势，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关心青年的成长，使他们当中涌现出大批优秀的青年管理人才、科研人才、理论宣传人才、文化体育人才和后勤服务人员。

　　培养青年的创造能力，激发青年的创造精神，必须在促进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努力为青年成才创造有利的环境。要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深入调查研究现行体制和某些政策中不利于青年成长的问题和原因，向有关方面提出改革的意见，为青年成才排忧解难，鼓励他们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建设中受教育、起作用、长才干、做模范，为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建功立业。

　

(三)

　　会议认为，要完成机关团的工作的基本任务，必须大力加强团的基层建设，特别要注重团支部的建设，为全面活跃机关团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会议分析了机关团的工作的客观条件。机关团组织紧靠各级党政领导中心，机关工作与社会生活的广泛联系，以及机关的人才优势，为开展团的工作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但是，由于机关业务工作跨度大、独立性强、人员活动的时间和空间相对分散，又结机关团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造成了机关团支部建设发展的不平衡。会议认为，加强机关团的工作重点是要抓好团的支部建设。当前，要做好合理设置团的支部、健全团的组织生活、发展壮大团员队伍和推荐优秀团员入党四个方面的工作。

　　机关团的支部设置要按照“化小搞活”的原则进行调整和改建，以组织形式的灵活性保证团组织的严密性。在各相对独立的职能业务部门，凡有条件建立支部的，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团的支部，作为团的一级组织开展工作；在同一部门中团支部规模过大、人数过多的，可适当划分为若干个团支部，以便于活动和管理。目前，在机关青年中出现了许多自愿结合的兴趣、研究、联谊活动组织，机关团的组织应加强对他们的指导，根据需要，也可以在其中建立临时团组织。

　　团的组织生活，是对团员进行教育和管理的重要形式和途径。机关团的组织要克服组织生活内容空泛、形式呆板、制度不健全的问题，坚持内容的针对性，为培养“四有”创造性人才服务；注意形式的多样性，生动活泼，适合机关青年的特点；讲求制度的灵活性，从实际出发，灵活掌握，合理安排，使机关团的组织生活真正成为加强团的自身建设，提高团员觉悟，发挥团员模范作用的有效保证。

　　机关是先进青年聚集的地方。根据共青团的性质、任务和教育职能，以及机关青年的实际状况，把更多的青年吸收到团的组织中来，使机关团员占青年的比例高一些，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机关团的组织要向所有要求进步，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机关青年敞开大门，争取用二、三年的时间，使机关团员占青年的比例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目前，机关青年党员的比例仍然很低，有些单位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状况与机关青年所担负的任务和党对机关青年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积极发展机关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党的组织，是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机关团的组织应当把向党组织推荐优秀团员入党，不断向党输送新鲜血液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任务，作为培养“四有”创造性人才的有机组成部分，并落实到每一个基层团支部，逐步形成制度。

　　

(四)

　　会议分析了当前机关团干部队伍建设的现状，指出，目前机关团干部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百分之二十八，许多文化低层次的团干部做文化高层次青年的工作，在思想水平、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等方面难以适应，影响了机关团组织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会议提出，为了实现机关共青团组织的奋斗目标，更好地完成培养“四有”创造性人才的任务，必须建设一支以优秀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专兼结合的新型团干部队伍。这是新时期机关团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方针。

　　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必须对现行机关团干部管理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具体措施是：(一)规定机关团干部所应具备的文化程度。新任县以上机关团委正副书记，一般应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包括在学和通过自学达到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积极为尚未达到相应文化程度的团干部创造学习深造的条件。(二)改革机关团干部的任职形式，逐步建立专兼职相结合的新体制。各级机关团的兼职干部可以适当多配一点，兼职面要自上而下逐步扩大，为大批青年知识分于走上团的领导岗位打开大门。各级机关团委专职正副书记应按同级党委职能部门或下一级党组织负责人的要求配备，并享受相应的待遇。兼职团干部在任职期间，应享受同级干部的政治待遇。(三)试行机关团干部任期制。机关团委专职正副书记的任期一般不超过两届，兼职正副书记的任期一般为一届，特殊情况不超过两届，以保证团干部队伍的相对稳定和及时流动，同时为更多有志于共青团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提供施展才干的舞台。(四)改革团干部选拔工作，把组织考核、团干部本人志愿和广大团员的自觉选择结合起来，充分体现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于一些单位已经出现的选聘的办法、直接选举的办法、自荐和选举相结合的办法，应予充分肯定并注意总结经验。

　

(五)

　　会议讨论了机关共青团工作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以及加强和改善机关团的系统领导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机关青年不断增加，青年在工作中的作用也日益显著，各级机关党组织普遍加强了对团的工作的领导，并在许多方面为团的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会议强调指出，自觉接受和积极争取机关党组织的领导，是机关团的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会议指出，机关团委是机关党委领导下的青年工作部门，要在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但是，由于一些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业务工作是在党组的领导下进行的，机关团的工作要在服务业务工作、促进体制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就应当在接受机关党委直接领导的同时，经常地、主动地向部门党组请示汇报工作，并积极完成党组直接交办的某些任务，使机关团的工作更加自觉地纳入党的中心工作的轨道。机关团组织在需要直接向党组请示的时候，应事前向机关党委汇报，说明原因，取得支持。

　　会议指出，机关团的领导部门工作涉及面广，层次多。为加强和改善团的系统领导，机关团的领导部门的职能，主要应当是研究、指导、协调、服务。

　　研究职能，是指机关团的领导部门要真正做到议大事，懂全局，管本行，研究基层，研究青年，把握团的工作正确方向，找准发挥作用的位置；要认真总结经验，加强理论研究，探索工作规律，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实现工作的科学性。

　　指导职能，是指机关团的领导部门对基层的领导，主要应体现在工作指导思想和方针、方法的领导上，少提硬性要求，多给思想、主意和方法，充分发挥基层团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之能够从实际出发，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

　　协调职能，是指机关团的领导部门要正确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既要使局部工作服从全局工作，又要充分发挥基层各自的优势，以此来推动全局工作的开展；正确处理好重点工作和经常性工作的关系，用重点工作促进经常性工作，通过加强经常性工作保证重点工作的完成；要促进基层工作的平衡发展，加强基层团组织间的横向联系，造成一种互相学习、积极进取、奋勇争先的生动局面。

　　服务职能，是指机关团的领导部门要一切为青年服务，为基层服务。经常深入青年中去，关心青年的生活，为他们政治上的成长，学习上的进步，工作上的提高创造条件，并进行正确的引导；面向基层，为基层提供信息，解决难题，多办实事，为活跃团的基层工作创造条件。

　　机关团的工作是全团工作的一条重要战线。为了实现机关团的工作的奋斗目标和基本任务，地方各级团组织要切实加强对机关团组织的领导。要有一名书记兼管机关团的工作，定期研究机关团的工作，并及时解决工作中的各种问题。

　　会议相信，机关团的工作在党的关怀和全团的大力支持下，一定会开创出一个崭新的局面，为共青团工作的全面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