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议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制度

张世勋


摘要： 随着2001年我国婚姻法的修订，增加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46条给离婚诉讼中无过错方寻求救济提供了法律依据。实施8年来，理论界对该制度可谓褒贬不一，但从整体上是一种社会和法制的进步，从而将公平与正义的原则贯穿至与人的人身权利密切相关的领域之中，只是有若干方面需要我们立法者不断的完善。下面笔者将从几方面提出问题与解决途径。

关键词：过错；损害；赔偿；配偶；离婚


　　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第三者插足、包二奶现象等不断涌现，并成为婚姻家庭纠纷中的新热点。我国婚姻法46条规定：“婚姻关系中一方当事人实施了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四种违法行为之一，并导致离婚的，则无过错方有权提起离婚损害赔偿。”【1】我们在赞同该制度的同时，要思考它不完善的地方，这样我们的法律才会不断的完善，并促进我国法制建设进程。

一． 何谓离婚损害制度？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指离婚夫妻，配偶一方由于过错行为侵害了另一方的合法权益，并且其过错是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离婚时无过错的配偶一方对由此所受的损害，过错的一方配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民事法律制度。概念又分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制度包括离婚损害赔偿中的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而狭义概念仅指物质损害赔偿。
　　按照我国现行婚姻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我们采用的概念为广义的离婚损害制度。精神损害赔偿是指由于配偶一方的过错，造成无过错方精神上的痛苦和内心的创伤，导致婚姻关系破裂而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就其所受的精神损害赔偿要求过错方赔偿。物质损害赔偿是指，由于配偶一方的过错，造成无过错方财产上的损害，导致婚姻关系破裂而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就其所受的损害要求过错方赔偿。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特征：
1.赔偿主体的法定性
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定赔偿主体是离婚诉讼中的有过错方，何谓有过错方？有过错方就是导致婚姻破裂，使无过错方遭受巨大的精神伤害的“特殊侵权者”。无过错方在提起离婚损害赔偿中的要求赔偿方，必须是直接或间接侵害无过错方的婚姻权利和身体权利、精神权利的过错方，而非与此有关却不是直接、间接特殊侵权者的第三方，比如，过错方的父母，兄弟姐妹等等。
2.对无过错方的救济补偿性
制定该制度的立法目的即在于对于离婚诉讼中无过错方权利受侵犯给予补偿，而在2001年之前，没有如此制度，无过错方也只能自认倒霉，或者多分一点财产，忽视了自己合法权益的保护的救济。这一制度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
3.对过错方的惩罚性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对过错方以惩罚，一方面可以达到让其节制杜绝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行为，另一方面也会对另外想实施这些违法行为的“思想违法者”一震撼，更加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性质如何？

　　法学理论界中的存在各种学说，比如契约关系说，侵权责任说，违约责任说。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笔者在陈述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特征时，已经将观点定格在侵权责任说这一学说上。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是由于过错方的过错导致婚姻破裂而离婚，侵害了无过错方与之共同生活的权利，并因此对无过错方的人身、财产以及精神上造成损害。所以无过错方有权就过错方的侵权行为要求损害赔偿。【2】
　　从根本上来讲，还是一种侵权责任，只不过主体比较特殊罢了。离婚损害赔偿中的侵权是建立在配偶权这一权利之上的一种侵权责任。有人会这么质问我：“假如你认为离婚损害赔偿是一种侵权责任，那岂不是不离婚也能提起侵权赔偿，为什么我国法律规定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当事人不能申请离婚损害赔偿呢？”笔者认为，最高院作出这一解释时，并非在于否认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一种侵权责任，而是考虑到，在当事人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提起离婚损害赔偿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并且也不符合立法的目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提起离婚损害赔偿就像是把帽子从一个人的左手交到右手，还是自己的，没有任何意义。也达不到救济和惩罚的目的。
　　另外，我国婚姻法46条规定：“婚姻关系中一方当事人实施了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四种违法行为之一，并导致离婚的，则无过错方有权提起离婚损害赔偿。”可见，法律条文在叙述的过程中也将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四种违法行为作为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前提，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四种违法行为是明显的侵权行为，有侵犯婚姻权的，有侵犯身体权的……至此，笔者不得不赞成，离婚损害赔偿责任是一种侵权责任。

三． 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1. 违法行为
　　违法行为是指实施了2001年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的四种违法行为之一。具体包括：重婚；有配偶这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如果实施的是法定违法行为之外的其他行为，例如吸毒、赌博重大、通奸、嫖娼、卖淫等行为而至使婚姻破裂导致离婚的，或者实施了前述四种特定违法行为但并未导致离婚的都不属于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范畴。
2.有损害事实的发生
　　有损害事实的发生是指配偶过错方因实施了法定的违法行为而导致婚姻破裂离婚，基于此无过错方受到的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具体包括：财产损害、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财产上的损害是指，由于过错方的行为造成无过错方的财产上的灭失或毁损。包括直接受到的损失和间接上受到的损失。在间接损失中，可期待性的利益是否应纳入财产损失中，多数学者认为对于过错方的违法行为造成夫妻共同财产的可期待利益的损失应被纳入。笔者也认同这种观点，而一些只是过错方的可期待利益不应被纳入，例如某一离婚当事人中的过错方可能接受的遗产，就不应纳入。因为此当事人能否接受遗产并未发生，且不一定就是该当事人接受，接受的数额也不能确定。人身损害是指，过错方的过错行为造成无过错方的身体上的伤害。例如某一因家庭暴力问题引起的离婚案件中，过错方对无错过方实施家庭暴力则是造成对无过错方身体上的伤害。精神损害是指，过错方因实施特定的违法行为致使无过错方产生悲伤、恐惧、怨恨、羞辱等精神上的痛苦而遭受的损害。
2. 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应具有因果联系
　　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应具有因果联系是指过错方实施的重婚；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行为是导致婚姻关系破裂而引起离婚，并且造成无过错方物质或非物质损害的直接原因。如果这个关系不成立，则过错方就无须承担赔偿责任。
4.实施违法行为一方必须在主观上存在过错
　　实施违法行为一方必须在主观上存在过错是指过错方实施特定的违法行为存在主观上的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违法行为必然或可能损害配偶的合法权益，并且导致婚姻破裂，而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过错是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中最重要的构成要件。在侵权法归则原则体系中，过错责任是一般的普遍的原则。所谓过错并非是离婚行为本身，而是导致离婚的过错行为。这些过错行为不仅意味着行为人的行为违反了法律和道德，并造成对他人的损害，而且还体现了法律和道德对行为人的否定性评价。【3】
5.有离婚事实的发生
　　有离婚事实的发生是指违法行为导致婚姻关系破裂，造成离婚的后果。如果不具备该要件，即使有《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四中违法行为的发生，但没有离婚则不存在离婚损害赔偿。只有离婚的发生，无过错方才能行使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权。离婚是一方法定违法行为的后果，而离婚损害赔偿则是无过错放针对过错方的法定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无过错方财产、人身、精神上的损害提起的赔偿。
第五个构成要件，是笔者着重描述的，因为正是这一构成要件才是其成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
四． 关于赔偿情形的考证及其完善
（一） 重婚原因
　　这一原因我国规定相当详细，并且区分对待了事实重婚和法律重婚。这一制度比较完善，没有过多的缺陷。唯一需要解决的是，假如一少数民族男子同时以举办婚礼的形式与两位新娘结婚，该如何认定？
（二） 与他人同居
　　与他人同居，这一规定比较模糊，即使在我国婚姻法的实施这么长时间以来，没有给同居这一概念以准确的定位，虽然指出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并说明是否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是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与重婚的区别。但有一问题是我们不能避免的，也是笔者在写作时比较头疼的问题，多长时间算是同居？什么是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
　　笔者不可而知，假如将认定是否同居的自由裁量权交由法官，那么在现实中会出现很多同案不同判的结果，也会是我国法律保障的公民权利处于一种不明确、不稳定的状态下。所以建议立法者或者最高院尽快出台认定何谓同居的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以明确此概念。笔者建议以30日为限，尝试进行立法。
（三） 家庭暴力
浅析社区矫正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丁友军


社区矫正工作是将五种罪刑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在的罪犯放在社区，融合政府和社会资源对其进行教育改造的一种行刑制度。做好这项工作，有利于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有利于化解对抗情绪，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利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降低行刑成本。2005年，我们江苏省在全省全面推开社区矫正工作，通过一年的时间实践来看，总的效果是好的，得到社会、家庭的普遍认可，为构建和谐江苏创造有利的社会稳定条件。但我们在工作调研中，也发现社区矫正工作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制约该项制度应有的效果和作用发挥，没有全面体现党和政府的政策关怀。以下是笔者调研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及对今后的工作对策提出自己的浅显之见。
存在问题
问题一、没有统一法律，配套法规不完善。
我国《刑法》规定，依据人民法院判决的内容不同，刑罚分别由公安机关、监狱、人民法院执行。社区矫正工作从理论看应是刑罚的一种，但《刑法》目前没有正式法律予以明文规定。现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主要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两高两部通知），通知中对开展该项工作的内容、程序规定过于笼统，各部门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不明确，托管、送达和回执的方式、有关矫正档案资料没有详细说明，这些问题让基层单位在实践中不便于操作，造成有关单位之间工作互相扯皮、跨省市犯罪或流动人口犯罪的矫正对象脱管、矫正程序不统一的现象发生。从而使社区矫正工作效果打折扣。
问题二、各部门之间工作配合、衔接不密切。
社区矫正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根据两高两部的通知精神，司法行政机关是具体组织实施部门，法院、检察院、公安、民政、监狱等部门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但实践中由于牵涉的部门较多，权利义务不明确，且没有固定的统一办公场所，各部门为了局部利益，对做好这项工作缺乏热情和主动性，反而使工作复杂化，最后司法行政部门也只能因陋就简。
问题三、经费保障不到位，基层工作人员积极性不强。
社区矫正涉及多方面的工作，需要一定的经费予以保障，两高两部的通知中没有规定。江苏省社区矫正领导小组下发的《江苏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意见》中，规定财政部门的职责时，只提出将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但并没有说明每个社区矫正对象的经费保障款项、使用条件、使用时间、申请及使用的主体和程序，现在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有的工作人员要为矫正工作中交通费、通信费埋单，导致他们对这项工作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
问题四、司法行政机关没有矫正强制权，不利于维护法律权威与尊严。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严肃的刑罚执行活动。但根据两高两部的通知及江苏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意见》的规定，司法行政机关是具体组织实施单位，公安机关是社区矫正的执法单位。据我们统计，矫正对象一般都没有正式的工作，他们对司法行政机关的考核奖惩报着无所谓的态度，有的矫正对象的以经济、生活等种种理由不参加有关矫正活动，有的迁居或离开居住区域根本不向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报告，由于司法行政机关没有强制权力，社区矫正工作者面对这些现象也无计可施，使社区矫正工作形同虚设，严重影响刑罚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问题五、基层司法所力量还比较薄弱。
根据两高两部的通知，街道、乡镇司法所要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2004年，江苏省才逐步调整司法所的体制、落实编制。按省司法厅《关于在全省开展规范化司法所创建活动的意见》，司法所由三名以上人员组成，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具有相关的法律专业知识。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实际情况与《意见》要求仍有一定的距离，集体性质的干部和事业人员仍占一定的比例，一兼多职、安排非本职工作的现象仍然存在。我们建邺区从2005年5月开始全面接管社区矫正对象，每个街道司法所都接管10人以上，工作人员少，专业知识缺乏也制约着社区矫正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发挥。
基本对策
对策一、建议全国人大修改《刑法》、加快立法步骤。
全国人大应适应社区矫正这个新事物，及时修改和补充《刑法》，增强社区矫正有关内容。应根据这两年的社区矫正的试点经验，并借鉴国外的成功做法，尽快地出台一部全国统一的《社区矫正法》，对社区矫正的机构设置、矫正的内容、矫正的程序、各部门的权力与义务等作出明确而详细的规定，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对策二、建议成立统一的社区矫正工作管理机构。
加快司法体制改革步伐，由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成立统一领导的社区矫正管理机构，这个机构由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诸部门指定人员参加，设立固定办公地点，由上述部门合署办公，便于社区矫正工作的衔接与协调。
对策三、建议制定切实可行的财政保障措施。
国家财政部应制定《社区矫正工作经费使用管理管理》，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确定各地方每个社区矫正对象所需费用，再由地方财政列入当年的政府财政预算，由市、区（县）级司法局根据社区矫正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拨付给基层司法所，完善审计检查制度，确保专款专用，解决司法所因经费紧张而无法开展工作的难题。
对策四、建议全国人大对司法行政机关立法授权。
司法行政部门是行政机关，工作遵循的原则之一是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为避免法律空白而出现工作漏洞，为维护社区矫正工作的严肃性，全国人大在制定的《社区矫正法》中，应赋予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必要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在矫正对象无故不参加矫正活动、脱管或违法对抗时，可以行使必要的强制管理手段，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威。
对策五、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
严格按照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在全省开展规范化司法所创建活动的意见》要求，加大基层司法所的建设力度。一是进一步落实体制编制调整的有关规定。司法所行政和业务归口管理，增加编制，及时补充缺编人员，充实基层，明确司法所的工作职责。二是制定和公开社区矫正工作的流程，加强监督与制约，增加社区矫正工作的透明度。三是加大对基层司法干警的培训教育力度。着力提高政治信念、专业素质、服务水平，努力建设一支整体素质高、综合实力强，既能解决复杂矛盾又廉洁奉公的社区矫正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