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河口瑶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1990年3月14日河口瑶族自治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1990年4月27日云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
第三章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四章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
第五章 自治县的财政管理
第六章 自治县的文化建设
第七章 自治县的干部和工人队伍建设
第八章 自治县内的民族关系
第九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结合河口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县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辖区内瑶族人民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自治县内还居住着汉族、苗族、壮族、彝族、傣族、布依族等民族。
第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县人民政府。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县级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法行使自治权。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驻河口镇。
第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自治县内的遵守和执行。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县的实际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逐步把自治县建设成为民族团结、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民富裕的自治地方。
第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以农业为基础，抓好粮食生产，充分发挥热区自然优势和边境口岸优势，开展多种经营，实行农业、工业、商业、运输业综合发展的方针。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和管理自治县内的土地、森林、草场、矿藏、河流、滩涂和风景名胜等自然资源，保护生态平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逐步改善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第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对全县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以及革命传统教育、进行民主与法制教育和民族政策的教育。继承和发扬各民族爱祖国，爱民族，勤劳勇敢，
团结互助的优良传统。提倡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自觉改革妨害民族兴旺和人民致富的陈规陋习。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第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保护各民族的合法权益，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促进民族间的合作和经济、文化交流；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各民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第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要加强团结，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贡献。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干涉婚姻家庭、干预国家行政、司法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归侨、侨眷和台湾、香港、澳门同胞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
第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边防工作的领导，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加强国防教育，重视民兵建设。
第十二条 自治县的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要加强团结，公正廉洁，严守法纪，严格依法办事，提高工作效率，面向基层，努力为各族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反对官僚主义，弄虚作假和以权谋私。
第十三条 自治县内的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组织和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和各民族公民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二章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
第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依照法律规定选举产生。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瑶族成员所占的比例应略高于其人口所占比例，应有瑶族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十五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县人民政府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政府由县长、副县长、局长、主任组成，在自治县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中，逐步做到瑶族人员所占的比例高于其人口所占的比例。
自治县的县长由瑶族公民担任。
第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中至少应配备一名瑶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工作人员中，应尽量配备瑶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第十七条 自治县在除瑶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建立民族乡，民族乡的乡长由民族乡的主体民族公民担任。

第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使用通用的汉语言文字或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第三章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十九条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职能和工作，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中，应配备有瑶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第二十条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使用汉语言检察和审理案件。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不通晓汉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制作法律文书使用汉文。

第四章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从实际出发，自主地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份，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粮食生产，积极发展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和经济林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贫困地区在资金、物资、技术等方面给予扶持，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使其尽快富裕起来。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发展农业中，增加投入，改善生产条件，引进和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科学技术，保证粮食稳定增产。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加强土地统一管理，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制止乱占耕地和滥用土地。
农村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承包地属集体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承包地和自留地非经审批机关批准，不得改作非农业用地，对放弃经营造成荒废的，征收荒芜费或收回土地使用权。
自治县内任何单位因建设或发展生产需征用的土地，必须报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审核，按批准权限报批。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管理、保护森林资源，坚持以法治林，采取有效措施，搞好封山育林，护林防火、重点加强对大围山自然保护区、热带雨林、国防林带、水源林、珍贵林木的管理，严禁乱砍滥伐，毁林开荒，保护生态平衡。

自治县实行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实行国家、集体、个人多种经营形式，谁投资，谁受益。责任山由承包者长期经营，居民在自留山、房前屋后或经批准在荒山荒地上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允许继承和转让，林木依法采伐，产品自主处
理。机关、企事业单位造林，谁造归谁所有。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大力扶持以私养为主的畜牧业，保护草场，实行科学饲养，逐步改变野牧方式，建立健全技术指导，良种繁育，疫病防治，饲料加工，产品运销等服务体系，提高畜产品的商品率。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充分利用水面资源，发展养殖业，加强渔政管理，保护水产资源，禁止毒鱼、炸鱼、电鱼。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的工业生产以加工业为重点，同时发展水电、采矿、建材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加强路政管理。在国家扶持下，实行民办公助、民工建勤的办法，加强乡村公路和山区驿道的建设。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和管理自治县内的自然资源。对可以由自治县开发的自然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制定优惠政策，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设备，开发资源，兴办企业。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乡镇企业执行积极扶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并在税收、信贷、物资上给予照顾，在技术指导、经营管理和产品运销上给予帮助。
第三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支持上级国家机关在自治县内依法兴办企业、开发资源。上级国家机关在自治县内兴办企业、开发资源的时候，应依照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照顾自治县的利益，照顾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
上级国家机关隶属的在自治县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尊重自治县的自治权，接受自治县自治机关的监督。
自治县所属企业的隶属关系，非经自治机关同意，不得改变。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支持国营农场的工作，国营农场要充分发挥试验和示范作用，正确处理好场群关系，帮助地方发展多种经营，开展技术培训，推动技术进步，促进民族团结，为自治县经济、文化建设多作贡献。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对破坏生态平衡，污染环境，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设施，有关单位要作出计划，限期治理。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的商业实行国家、集体、个体并存，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的商品流通体制。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应合理设置商业网点，积极参与市场调节，发挥主渠道和平衡供求的作用。
自治县的国营商业、供销和医药企业，享受国家民族贸易政策的照顾。
自治县在上级国家机关的支持帮助下，发展民族特需商品生产。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规定，结合自治县的实际开展边民互市，发展边境贸易，并重视边境集镇建设和管理。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出口创汇产品，外贸出口创汇留成等方面享受国家优待。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自治县的财力、物力和其他具体条件，自主地安排地方基本建设项目。

第五章 自治县的财政管理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的财政是国家的一级地方财政，依照国家财政体制，自主地安排财政收支。
自治县的财政收入和支出项目，享受国家对边疆和民族自治地方的优待。国家下拨的各项专用资金和民族补助费，要专款专用，任何部门不得扣减、截留和挪用，不得用以顶替自治县的正常的预算收入。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的财政预算，自治县人民政府必须严格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如有变更，须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财政预算过程中，遇有重大灾害或政策性减收增支，通过调整预算仍不能自求平衡时，报请上级国家机关给予补助。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财政收入增长的同时，逐步增加教育投资。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的财政管理，要开源节流，增收节支，提高各项投资效益。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对造成重大损失的单位或个人应追究责任。
第三十八条 自治县的审计机关在上级审计机关和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六章 自治县的文化建设
第三十九条 自治县的文化建设以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为重点，自主地规划、管理和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广播、电影、电视、档案、卫生、体育等事业。
第四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依照法律规定，自主地决定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及招生办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基础教育，普及初等教育，重视中等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和学前教育，并创造条件，分阶段地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加强成人教育，鼓励自学成才，在农村采用汉文或民族文字逐步扫除青壮年文盲。
自治县的各级各类学校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特殊措施，办好寄宿制和半寄宿制民族小学，民族中学及中学民族班，为本地培养四化建设人才。对寄宿制半寄宿制民族小学和民族中学及中学民族班的学生，分别不同情况给予补助。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学校财产，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鼓励和支持各种社会力量和个人集资办学，改善办学条件。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提倡尊师重教，逐步改善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不断提高教师的素质，对教育工作有显著成绩的，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机构的建设，不断改善科技人员的工作、生活条件。
自治县的科技人员应面向自治县经济建设，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推广运用科学研究成果，普及农业科学技术，完善农村科技网，抓好粮食、热作、畜牧业和林业等先进技术的试验、示范、推广工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科技人员的合法权益，对科学研究，技术发明，技术推广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四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具有民族特点的文化、体育事业，加强文化馆（站）建设，广泛开展健康有益的群众文化活动，收集整理自治县内各民族的文化遗产，重视对革命文物和历史文物的保护。
第四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城乡医疗卫生事业，加强城乡医疗卫生单位的基本建设和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加强对地方病、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加强妇女、儿童的健康保健；加强药政管理；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搞好农村饮用水的改良工作，依法加强食品卫
生监督和国境卫生检疫工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允许经过批准的集体、个人办医行医。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实行计划生育，提倡优生优育，控制人口出生率，提高人口素质。

第七章 自治县的干部和工人队伍建设
第四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各种措施，积极从自治县各民族中培养干部和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经济管理等专业人才，重视在妇女中培养干部和专业人才，逐步建立一支各民族的干部、专业技术队伍。
第四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和所属企业，事业单位招收干部和工人时，适当放宽瑶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录用条件，在上级国家机关下达的招收人员的总额中，自主地确定从农村招收少数民族人员的比例。
上级国家机关隶属的在自治县的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的时候，应当优先招收当地少数民族人员。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补充编制内的自然减员缺额。
第四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优惠政策积极引进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经济管理等专业人才，参加自治县的经济、文化建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在各项建设事业中成绩显著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其他劳动者，给予精神的和物质的奖励，有重大贡献的，给予重奖。
第四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干部和工人的思想政治工作，鼓励在职人员安心边疆建设。根据经济的发展，在生活条件、福利、劳动保护等方面从优。
第五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工人队伍的建设，有计划地对各民族工人进行培训和组织进修，提高工人队伍的素质。

第八章 自治县内的民族关系
第五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提倡各民族人民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增强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之间、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之间，各少数民族干部之间的团结，共同保卫边疆，建设边疆。
第五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本地方各民族的特殊问题的时候，必须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第五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互相通婚的自由，他们未成年子女的族别由父母双方商定，子女成年后的族别由其自主选定。
第五十四条 每年7月11日为自治县成立纪念日，7月为民族团结月。
每年农历10月16日为瑶族盘王节。
各民族的传统节日都应受到尊重。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自治县人民政府按照本条例规定，制定实施办法。
第五十六条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本条例的修改，须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1990年4月27日
对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反思

蒋玮
（甘肃政法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内容提要】刑事证据收集规则是刑事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我国立法的相关规定很不完善，存在缺陷。笔者将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现状进行反思：（一）立法方面。1、实体性规则和实施性规则均不完善，立法粗疏，缺乏可操作性；2、公、检、法司法解释中的程序立法违背了程序法定原则。（二）理论研究方面。１、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研究未给予足够重视，尚有欠缺；２、混淆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刑事证据收集规则；3、理论研究有脱离实际之嫌。
【关键词】　刑事证据规则　　刑事证据收集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Looking back the collective rules of criminal evidence in China
Jiang Wei
【Abstract】The collective rule of criminal evidence is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rule of criminal evidence. But now the related legislate is not completed yet. In this articl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llective rule of criminal evidence is going to be rethought.Ⅰ.In legislation. 1.Both of the substantive rule and the implementive rule have drawbacks: that is the rules are short in some parts and cannot been well operated. 2.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go against the principle of legal procedure. Ⅱ .In the theoretical study. 1.The study is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s. 2.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xclusion rule of illegal evidence and the collective rule of criminal evidence are obscured. 3. It seems the theoretical study drops out of the revolutionary ranks.
【Key words】the rule of criminal evidence ; the collective rule of criminal evidence ; the exclusion rule of illegal evidence
【中图分类号】D915.13 【文献标识码】 A
　 引　　言
　　　　　　　　　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属于程序性规则，是刑事证据规则重要组成部分，是规范侦查中刑事证据收集活动的准则。其功能在于规范和约束侦查活动，使证据的收集合法化、程序化，保证收集到的证据的合法性，避免侵犯人权，防止侦查权的无限扩张。然而目前我国的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很不完善，现有的收集规则零散分布在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理论界对此问题也较少涉及。本文将对该问题给予关注，对我国的刑事证据收集规则进行反思。
一、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立法现状及反思
　 我国现代证据立法吸取了大陆法系证据立法的有益成分，在诉讼法内以专章对证据制度的有关内容作了规定。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据也有专门规定。然而，关于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法律规定却不甚完善，存在立法缺陷。
（一） 立法现状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作出了相关规定。199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该法第二编第二章第89条至第118条、第131条关于侦查的规定中也包含有刑事证据收集规则。1998年9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999年1月18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1998年5月14日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51条规定：“公安机关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或者以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规定》第九章关于侦查的规定中也包含有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以上为我国现行法律、司法解释中关于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规定。
　（二）反思
1、法律本身的缺陷—不完整，可操作性不强。
一项完整和独立的刑事程序性规则由实体性规则和实施性规则构成。[1]实体性规则指在什么条件下进行什么诉讼行为的规则；实施性规则指规定如何实现实体性规则的内容的规则。[2]按照这一理论，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也可分为实体性规则和实施性规则。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解释》第61条、《规则》第265条、《规定》第51条属于实体性规则，其余规定属于实施性规则。其缺陷具体表现在：
（1） 规定不完整。
1）实体性规则不完整。刑事诉讼法、《解释》、《规则》、《规定》均规定严禁用威胁、引诱等方法收集证据，但对应当用何种方法收集证据却未作具体规定。此外，实体性规则对如何收集物证等其他证据也未作规定。
2）实施性规则的规定不完整。①强制性证据收集行为缺少法律控制。依目前的规定，强制性证据收集行为如搜查、扣押、对人身和邮件的检查等都由追诉机关自行决定，没有相应的法律约束。②搜查、扣押、检查等行为限制性适用条件极少，如搜查、检查的时间、地点、范围等在法律中基本上没有明确规定。③技术侦查措施非法治化。[3]依据《国家安全法》和《警察法》规定，侦查机关可以采用技术侦查措施。实践中也在较广泛地运用，如通讯监听、测谎、密搜、秘捕等。但目前这种运用基本上是侦查机关自行决定，秘密进行。法律对哪些属于技术侦查措施、如何采用、如何进行规范等问题，没有相应规定。[4]
（2）立法粗疏，可操作性不强。目前的刑事证据规则的规定比较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实体性规则如《规定》第51条规定公安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但究竟什么是“法定程序”，如何“收集”，没有下文，实践中难以操作。实施性规则如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搜查的第109条规定：“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但对如何搜查、搜查有何要求未作详细规定，实践中无法准确操作。
2、立法的缺陷——公、检、法在司法解释中的程序立法违背了“程序法定”原则
从关于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公、检、法 实际上对程序法进行了带有立法性质的解释，这明显违背了作为现代程序法制化标志的“程序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1）程序法定原则的内涵
程序法定原则是刑事司法权法定化的表现，是为有效地保障公民的自由和人权，抑制刑事司法权的过度膨胀和扩张而设立的。所谓程序法定原则是指国家刑事司法机关及其追究犯罪、惩罚犯罪的程序，都只能由作为国民代表集合体的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即刑事诉讼法来加以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赋予的职权，司法机关不得行使；司法机关也不得违背刑事诉讼法所明确设定的程序性规则而任意决定诉讼的进程。[5]换句话说，刑事诉讼程序规则“只能由立法加以规定，因此只能具有立法性质。”[6]其他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以其他任何形式对刑事诉讼程序规则作出规定，都只能被视为是对程序法定原则的背离，其合法性都值得怀疑。
当代中国着力提倡“法治”精神和价值，“依法治国”已被提升到一项治国的基本方略的高度。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依赖于立法、执法、守法等诸多环节的完善。其中首先就要求在立法环节上作到“有法可依”，即立法机关必须制定出全面调控社会关系所需的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对于“有法可依”，我们不能作过于狭隘的理解，即认为“有法可依”仅仅指制定出完备的实体法，应当认识到“有法可依”本身也包含着对程序法制化的内在要求。程序法定原则就是“法治”精神在程序法上的体现。[7]公、检、法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作出的带有程序立法性质的司法解释明显地违背了这一原则。这一问题也充分反映了我国“重权力、轻权利”、“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
（2）违背程序法定原则的表现
1）关于公安机关有权采用监听等技术侦查措施收集证据问题。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未对侦查机关是否有权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收集证据作出明确规定。1995年制定的《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据此公安机关被授予采用技侦措施的权力。但这一规定仍然不能解决公安机关应采用何种技侦措施及如何适用的问题。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公安部制定的《规定》却擅自规定公安机关有采用监听等技侦措施，这一解释是违背程序法定原则的。
2）关于以非法方法收集到的证据的取舍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和引诱和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而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61条却规定凡经查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就明确了非法获取的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虽然此规定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障人权、规范侦查中的收集证据活动，但该规定确立的方式值得质疑。
总之，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在立法上还存在诸多问题，证据立法有待完善。
二、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反思
（一）理论研究的现状
1、研究的发展。
学者开始重视对证据规则的研究发轫于我国的司法改革。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是否存在关于证据收集和运用的规则，较早论述的是樊崇义主编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一书。该书在关于证据制度的完善建议中指出：“完善我国证据制度的方向在于，将一些经过司法实践检验，在运用证据行之有效的带有规律性的重要经验，上升为证据规则，用来规范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活动。”该书建议制定的证据规则，包括证据的法定形式和条件、保障证据客观性和关联性的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法律责任、证明责任、疑罪从无等等，可以说这是我国诉讼法学界研究确立我国证据规则的开端。[8]之后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理论研究迅速发展起来，对我国的刑事证据立法提出了不少建议，取得了相当的理论成果。
2、现阶段的热点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当前刑讯逼供现象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屡禁不止。1998年中国就查办了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刑讯逼供有关的犯罪案件1469件。[9]2000年最高权力机关的执法检查报告也指出，刑讯逼供已经成了司法实践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10]由此，学者对开始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给予高度重视，试图通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提出立法建议，促进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完善，以有效地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保障人权。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已然成为理论界的热点问题。
（二）反思
1、理论研究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未给予足够重视。
刑事证据规则包括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审查判断规则和运用规则。而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理论研究的重点是刑事证据审查判断规则和运用规则。《刑事证据法（研究草案）》可以说是学者们对刑事证据研究的重要成果。该草案包括一般规定、证据种类、证据能力、证明四章。然而在全部的27条规定中没有明确规定刑事证据收集规则，[11]笔者认为这不能不是一个缺憾。《刑事证据规则的立法建议》是另一理论研究成果。该建议第二章用31条的篇幅对取证规则作了专章规定，但是在这些规定中对证据的收集规定的过于原则，如第6条规定：“公诉案件中有罪证据的收集由侦查机关进行。侦查机关的侦查分工和侦查措施由刑事诉讼法来确定。”[12]笔者认为这难以和真正意义上的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等同。由此不难看出理论研究的欠缺。的确，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并非处于刑事证据规则的核心地位，但这并不能说明对它的研究就可以搁置一旁。况且，收集证据还是审查判断证据和运用证据的前提。目前的理论研究有“重结果，轻过程”的倾向，这岂不是犯了“我要的是葫芦”这则寓言故事的错误？
2、为非据排除规则“验明正身”
从理论研究的现状来看，大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为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之嫌。笔者认为二者是不能够等同的。
（1）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界定。
理论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此等有关非法所取得的证据限制其证据能力的法规即所谓证据排除法则。”[13]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指“非法证据是否予以否定或什么样的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的规则。”[14]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在刑事诉讼中，因为证据的来源违法，而导致其效力被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的规则。”[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