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政府


关于颁布《天津市对违反国务院〈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暂行条例〉的处罚办法》的通知
天津市政府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现将《天津市对违反国务院〈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暂行条例〉的处罚办法》予以颁布，望遵照执行。

天津市对违反国务院〈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暂行条例〉的处罚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确保锅炉和压力容器的安全运行，保障人民生命和国家、集体财产的安全，根据国务院《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暂行条例》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承压锅炉（以下简称锅炉）和压力为一个表压（0．1ＭＰａ）以上的各种压力容器（以下简称容器）。这些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验、修理和改造单位都必须执行本办法。
本办法不适用于船舶、机车上的锅炉和压力容器。
第三条 市、区（县）劳动部门的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机构（以下简称监察机构）负责本办法的实施。

第二章 对单位的处罚
第四条 设计、制造单位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处以一千元至一万元的罚款：
（一）锅炉的设计资料，未经监察机构审查批准，擅自试制或移交生产的；
（二）第三类压力容器的设计资料，未经监察机构备案，擅自移交生产的；
（三）擅自涂改已经监察机构审查批准（或审查同意）的设计资料和擅自投入生产的；
（四）容器产品未经市锅炉压力容器技术检验所监督检验，擅自出厂的；
（五）供技术鉴定的试制产品，其试制台数超过批准限额的。
第五条 专业锅炉安装单位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处以一千元至五千元的罚款：
（一）未经监察机构办理安装审批手续安装锅炉的；
（二）锅炉的水压试验，未经监察机构验收而继续安装的；
（三）锅炉安装完毕，未经监察机构总体验收而交付使用的；
（四）由于安装质量低劣而危及安全运行，在接到监察机构发出的《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意见通知书》后，逾期仍未解决（或主要隐患未消除）的。
第六条 专业修理、改造单位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处以一千元至五千元的罚款：
（一）锅炉、容器的受压部件，进行重大修理和改造的技术方案，未报监察机构审查同意，擅自施工的；
（二）违反审定的图纸施工而危及安全运行的。
第七条 超越许可证级别和超过许可证有效期进行设计、制造、安装、修理、改造和检验锅炉或容器的，罚款一千元至一万元。
第八条 设计、制造、安装、修理、改造和检验单位，涂改、转让或出售许可证的，罚款五千元至二万元。
第九条 借用、购买、伪造许可证或没有许可证的单位，设计、制造、安装、修理、改造和检验锅炉或容器的，没收违法所得，并罚款一千元至二万元。
第十条 使用单位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处以一千元至五千元的罚款：
（一）未领取《使用登记证》或者超过《使用登记证》有效期的锅炉、容器（不包括气瓶），擅自投入运行的；
（二）锅炉或容器不执行定期检验制度，在接到监察机构发出的《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意见通知书》后，逾期仍不检验的；
（三）允许未经监察机构颁发《司炉操作证》和《水处理操作证》的人员，独立操作锅炉和进行工业锅炉水质处理工作的；
（四）未经监察机构审查批准，擅自制造、安装或进行重大修理和改造锅炉、容器的；
（五）有第五条（一）、（二）、（三）项情况之一的；
（六）运行的锅炉或容器存在危及安全的隐患，在接到监察机构发出的《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意见通知书》后，逾期仍未解决的；
（七）锅炉或容器的改造或移装（含调出、售出）前，以及报废后三十天内，未到原监察机构办理更换、迁移或注销《使用登记证》的。
第十一条 施焊单位允许未经监察机构颁发合格证的焊工施焊，或虽有合格证但已超过有效期，以及超越合格证施焊项目的，罚款一千至三千元。
第十二条 使用单位允许未经监察机构发证的人员检验锅炉或容器，骗取《检验证》或《使用登记证》的，其检验报告书无效，并罚款一千元至二千元。
第十三条 报废的锅炉或容器，继续作承压设备使用或出售，或废品回收单位将收购的报废锅炉、容器作承压设备出售的，没收违法所得，并罚款一千元至五千元。
第十四条 事故责任单位或事故单位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处以一千元至二万元的罚款：
（一）因设计、制造、安装、修理、改造或检验错误的原因，致使发生锅炉或容器事故而造成重大损失的主要责任单位；
（二）因管理、操作、水处理和安全附件及自动装置不全、失灵等原因，造成锅炉、容器爆炸或重大事故的使用单位；
（三）锅炉或容器的爆炸事故在二十四小时内、重大事故在四十八小时内，事故单位不报告监察机构或事故单位隐瞒事故、谎报事故情节或故意破坏事故现场的；
（四）事故后三十天内或在请求延长期内仍未报送《锅炉压力容器事故报告书》的。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单位加重处罚：
（一）按照第五条第（四）项及第十条第（二）、第（六）项的规定，单位被罚款后问题仍未解决的，或主要隐患未消除的，自罚款当月起每超过一个月，加罚第一次罚款金额的50％，直到问题解决为止；
（二）重复违反第四条、第六条、第十一条规定的，加罚第一次罚款金额的一倍，并限期停产整顿，或撤销许可证及其他有关证件；
（三）事故责任单位和事故单位，因未采取有效措施，在两年内重复发生同类事故的，加罚第一次罚款金额的两倍；
（四）接到《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意见通知书》的单位，因未按期整改而发生事故的，加罚第一次罚款金额的三倍。

第三章 对受罚单位主要负责人员的处罚
第十六条 对受罚单位的主要责任领导人员，处以当月标准工资的5％至10％的罚款；对加重处罚单位的主要责任领导人员，处以当月标准工资的10％至20％的罚款。
对情节严重的主要责任领导人员，由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处理后报监察机构备案。
第十七条 受罚单位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由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处理结果报监察机构备案。
第十八条 因锅炉或容器发生事故，造成重大损失或事故情节恶劣的主要责任人员，监察机构应建议人民检察院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章 罚款缴纳
第十九条 对单位的罚款，从完成税利后的企业留成中开支，不得列入成本。
对个人的罚款，由单位从本人工资中扣缴，不准以任何方式报销。
第二十条 受罚单位或个人，接到监察机构的罚款通知单后，应向指定银行缴纳罚款。
第二十一条 对单位和个人的罚款，全部上缴财政。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由于锅炉压力容器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时，按《天津市违反劳动保护法规经济处罚办法》处理。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天津市劳动局负责解释并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1987年9月25日
化解公司治理危机
李华振 刘卫华


本文原为笔者的一次企业对话峰会发言稿，后被《人力资源》杂志刊于2003年7期



症状：日本模式、美国模式相继触礁
在21世纪到来之前，乐观的观察家预言全球经济的微观依托——公司治理——将会更加稳固、健康，从而支撑起新一轮的“经济旭日时代”。但随之而来的事实却令人大跌眼镜：新世纪的旭日升起来了，全球经济的旭日却没有升起来，相反，曾分别令东方人和西方人引以为豪的两种公司治理模式——日本模式和美国模式相继触礁！一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正迅速蔓延。
这场危机先从东方的日本模式开端。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就露出了弊病，许多企业（包括一些跻身世界500强的大企业）纷纷陷入困境。同属日本模式之体系的韩国，也表现出了同样的问题。当时的经济评论家认为它的总根源在于98年亚洲金融危机，认为金融危机过去之后，日本模式会重振雄风。但到目前为止，5年时间过去了，亚洲金融危机早已结束，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没有像预料的那样“随着金融危机的结束而很快重新焕发活力”，反而长病不起，不见明显好转。这充分证明，日本模式的病因并不在于98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在于其本身的缺陷。
俗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但在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中，东方的日本模式固然不再亮了，而西方的美国模式也随之不亮了。正当西方嘲笑日本模式陷入泥潭、庆幸美国模式安然无恙时，危机实际上已经站在了美国模式的门口。美国模式的危机从纳斯达克股市上开始爆发，很快波及整个IT领域，进而蔓延到其它高科技领域：传统电信业、电器制造业、生物工程业、制药业等等。美国总统布什2002年8月4日特别签署了一项“公司责任法案”，就是针对这场公司治理危机而采取的措施之一。
根源：公司治理结构出了问题
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危机的根源在于公司治理结构出了问题。司法部“公司治理结构专项研究”课题组负责人、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日本模式、美国模式都走了极端，前者过于夸大“内在品德”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后者过于夸大“外在制度”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二者都对自己的管理文化过于崇拜、自足，以至于患上了“管理偏食挑食症”，长期“营养单一”，终于导致这场公司治理危机的大爆发。
虽然公司的“委托代理”之初衷是为了提高经营效益，但在实际运行中，由于其它因素的影响，往往结果并非如此，甚至反而降低了经营效益。
1、信息不对称。经营者实际控制着公司，在具体经营过程中，他们掌握着大量的有效信息，而所有者并不知道这些信息。在这种不对称状态下，经营者往往利用信息优势来采取利己行为，以谋求私利（而不是公司利益和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满足。
2、实际经营过程难以监控。所有者囿于时间和精力，不可能对经营者进行全方位、整过程的监控，不可能确切知道经营者是否尽了力、是否利用职权之便损公利私。而如果强行进行监控，其成本也高得不可接受，比所有者亲自经营的成本还要高。
3、经营的行为理性。在“经济人理性”法则的支配下，经营者有自己的效用函数，他们追求的是自身利益，例如个人收入、在职消费、公司规模、自我名望等等。经营者的利益往往与公司利益和所有者利益不一致，在信息不对称、不受监控的条件下，他们会损害后者而满足前者。
求解：美式文化嫁接儒家文化
公司治理的问题，在西方每个市场化的国家里都存在，并形成了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等解决对策。传统上认为，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都适合西方和东方各自的人文环境，没必要互相移植嫁接。但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打破了传统观念，把二者的弊端都曝露了出来。事实已经证明：公司治理结构并不区分西方东方，单纯的美国模式或日本模式都有其缺陷，理想的解决之道应是二者的互融，即美国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嫁接。
美国模式的精髓在于以下方面：（1）利益均沾。在“社会契约论”哲学思想的指导下，美国模式注重用“利”去规范人的行为。因此，它在公司利益分配上做得很好，鼓励经营者拥有本公司股份，成为公司的所有者。它认为这样能激励经营者以“所有者的心态”去积极关心公司利益，从而减少经营者的短期行为、投机行为、利私行为。（2）制度化外在约束。美国模式在公司制度化建设上做得很出色，用完美的制度对经营者进行外在约束。
与此同时，美国模式的缺陷在于：（1）在现代公司里，所有权往往比较分散，一个公司有多个、甚至成千上万个所有者。在这种条件下，虽然经营者也因“利益均沾”而拥有本公司股份、是公司所有者之一，但在实际经营中，经营者通过损公利私而获得的收益可能远高于自己作为公司所有者而得到的收益。也就是说，即使公司垮了，他们所损失的所有者权益也远小于他们通过损公利私而捞取的利益；更何况由于有众多的其他所有者在支撑着公司，公司并不会因此而很快垮掉，他们还能继续得到自己作为所有者而享有的利益。在这种利害权衡之下，经营者往往并不因为自己持有本公司股份而真正完全以“所有者的心态”去关心公司利益，他们仍可能损公利私。（2）不论制度多么完善，终归由具体的人去执行，如果经营者的内在道德约束不强，他们就仍然能运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和职权之便，通过种种手段侵害公司利益和其他所有者利益。安然事件就是明证，连美国总统布什也承认“美国的制度文明并不能完全解决各种问题”，2002年8月4日，布什总统签署了一项“公司责任法案”，试图弥补这一缺陷。
日本模式的精髓在于东方儒家文化的内在约束，通过经营者对自身的收入、地位、社会评价、法律责任等的关心，来激励或约束其行为。日本大多数企业都实行“非重大责任终身聘用制”，注重劳资关系的长期稳定忠诚，通过这种“熟人式公司关系”来督促经营者尽心尽力。这种公司治理模式不注重“利”（利益均沾），而注重“义”（个人名望和社会责任之类）。由于日本有集体主义传统，这种模式因而能够顺利运转，为日本经济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日本模式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义”上，过于依重经营者的内在约束，这在现代市场观念和经济人理性的法则下显得缺乏刚性，“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刘大洪教授的这个比喻形象地揭示了日本模式的致命伤。日本模式建立在“君子标准”的人性假设之上，美国模式则建立在“中等偏下标准”的人性假设之上。
中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建设的关键时期，面临着选择何种类型的公司治理结构之迫切任务。这场席卷全球的公司治理危机使我们认识到：传统的日本模式或美国模式都不是理想的选择，我国在设计自己的公司治理结构时，应兼采二者之长、避二者之短，把美式文化嫁接到儒家文化上，形成“利义共举、外内兼修、法德并重”的公司治理结构。
实证：具体案例及评析
香港处于中西方化的交汇处，美式文化和儒家文化共存于此。正因有此特殊背景，使许多香港公司形成了“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即美式文化嫁接儒家文化。我们可以从中选择一个典型实证案例：香港永诚实业集团。“制度引导人、品德塑造人，利益激励人、荣誉约束人。”在这种公司治理哲学的指导下，它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做法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1、有恒产者有恒心。刘孟奇董事长深受美式文化的熏陶，注重公司的“利益均沾”，推行人才股票期权计划、员工持股计划，鼓励每个核心人才和优秀员工都成为公司的股东，使他们拥有“恒产”，跟公司利益与共、风雨同舟，这样就能产生为公司服务的“恒心”。
2、信用既是一种环境，也是一种品德。在对外商务活动中，与合作伙伴互守诚信，注重双方之间的利益均衡，尤其是给商业链条的下游环节（经销商）留出足够的利润空间。在美国，由于制度的因素，信用是一种外在化的东西，即“信用环境”，这固然很好，但还要强调个人的内在因素，即儒家文化的“信用品德”。
3、不分贵贱一碗酒。这句话来源于水浒，虽然听起来很通俗，便实际上它包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不分贵贱”是一种“义”，是儒家文化在管理中的运用；“一碗酒”是一种“利”，让每个参与者（经销商、员工、股东）都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它是美式文化的体现。二者不能偏废任何一方，如果只有“不分贵贱”，连肚子都填不饱，水浒梁山也不可能吸引那么多英雄好汉；如果只有“一碗酒”，就成了松散的集合，还不如投靠宋朝能喝两碗、三碗、甚至更多碗酒。
4、不设CEO。CEO被炒得沸沸扬扬，仿佛没有CEO就不是现代公司。但永诚集团一直清醒地置身其外，坚持不设CEO。后来的实践证明了其先见的洞察力。在CEO盛行的美国，近年来连续爆出CEO丑闻，为什么？因为CEO集多权于一身，其权力失去制衡和有效监督，更易滋生腐败风险。
5、“三名主义”与软手铐。名企、名牌、名人，此为“三名主义”。永诚集团尤其注重“名人”，这可以有效激发人的荣誉心，利用儒家文化的“义”来治理公司。“名人”当然分范围阶梯，有公开的社会名人（主要是核心经营者、工程师等）、内部的公司名人两类。如果说经济利益是“金手铐”，那么，荣誉就是“软手铐”。两种手铐并用，能从利和义、外和内、制度和道德上激励、约束经营者及其他员工。
6、经营者梯形持股与背叛成本。经营者持股并不是“一持就灵”，如果份额太少，如前文所析，就仍然达不到有效约束经营者之目的。永诚集团实行“梯形持股”，即：经营者收益分两部分，一是现金薪酬，一是公司股份，越是高层经营者，其现金薪酬的比例就越低，股份分配的比例就越高。这样，把各个层级的经营者的利益都与公司捆绑成一体，使其所持股份足以约束其行为，提高其“背叛成本”，能比较有效地防范经营者对公司的背叛。









作者简介：
李华振，河南人，祖籍安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生部，财经作家，2003年度“十大智业人物”之一，在国家级经济类杂志上发表文章280余篇，并多次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转载，见于北京社科院学报《北京社会科学》（季刊）、《人民日报之中国经济快讯（理论版）》、新华社《经济世界》、《中国经贸》、《中国商界》、《政策与管理》、《经济导刊》、《财经报道》、《企业研究》等刊。
曾任多家集团公司、上市公司的战略企划中心总经理，被多家杂志以“封面人物”进行报道。现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上，在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主持的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课题研究”、“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专项研究”等课题组中从事研究工作。
作者联系方式：lhzlwh@yahoo.com.cn 或 lhzlwh@21c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