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党四代领导人的民主法治思想
洪碧华
【内容摘要】为纪念中共成立90周年，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歌颂党的丰功伟绩，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永保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文章对党的四代中央领导人的民主法治思想进行探析，目的在于发扬优良传统、总结经验教训，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民主法治思想
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笔者对四代领导人的民主法治建设思想及治国方略进行探析。党的四代领导人的民主法制思想具有继承性和创造性，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从毛泽东提出的“主权在民”到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从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到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充分说明了四代领导人都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现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是对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人治”向“法治”转变，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艰难决择；从“法制”到“法治”，一字之差，却走了20年历程，这是一次伟大的观念变革和理论创新。邓小平的法制思想中虽然没有提到“法治”二字，却为江泽民的依法治国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四代领导人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毛泽东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让中国人民富起来了，江泽民和胡锦涛让中国人民强起来了。
一、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的民主法制思想
俗话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问过毛主席：“共产党能否走出历代封建王朝兴衰的周期率？”毛泽东主席答说：我们是人民的政府，跟剥削阶级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群众是国家主人，不存在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强调以民为本、以民为重，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人的宗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国家实行的是高度的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国家各项事务。当时的民主法制建设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走过不少弯路，历经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法制初创阶段。主要靠政策、靠群众运动，而不是靠法律。毛泽东说过：“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二是法制停滞时期。法制得不到重视，立法司法工作处理停滞状态。三是“文革”十年。“砸烂公检法”成立保卫组，民主法制遭受破坏。这跟毛泽东晚年的指导思想有关，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只重视法制的政治职能，轻视法制的经济和社会职能，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法制思想仅仅限制在对敌斗争、打击犯罪和巩固政权的狭小空间内。在领导方式上，没有摆脱传统的“人治”思想束缚，把法制仅仅当作法律制度，当作一种统治手段，而不是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
当然，毛泽东同志也有重视法制建设的闪光点，主要体现在：（一）1912年，毛泽东写下《商鞅徙木立信论》，崇尚法家的变法思想。文中从“良法”论及法的作用，论及民众与法律的关系，强调立法执法要取信于民，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二）1937年，红军干部黄克功因向陕北抗大学生刘茜逼婚不成，开枪打死刘茜，造成极坏的影响。毛泽东在给经办法官雷经天的回信中，主张依法惩处，“不杀黄克功，就不以教育党。”该案倡导边区司法的平等与正义精神，体现了人民司法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被李公朴称赞为“将来的新中国建立法律的好榜样。”（三）1953年，面对新中国第一大案（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为了惩治腐败，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密切党群关系，毛泽东也是极力主张依法枪决。挥泪斩杀这两个贪污犯，整整教育了一代共产党人。此后几十年，贪污受贿几乎消声匿迹。（四）主持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毛泽东说：“这个宪法草案，看样子是得人心的”。它充分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是国家的总章程、是根本大法，对新中国的立法起了重大影响。在立宪过程中，毛泽东阅读了不少中外宪法书籍，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一系列法律思想。如：宪法是根本大法，是“必须实行的”、“搞宪法是搞科学”、制定法律要总结历史经验。这部宪法，“使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道路可走”。
二、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同志的民主法制思想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早就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绘制宏伟的蓝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开始拨乱反正，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得到恢复和迅速发展，并逐步走上正轨。邓小平重视民主法制建设自有其主客观原因。主观上，邓小平几经浮沉，“文革”中受到冲击，深受无法无天的危害，深感依法办事的重要；客观上，我国正在进行改革开放，搞经济建设离不开法制，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法制经济，需要法制来规范、保障、引导和制约。邓小平的民主法制思想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和科技等方面，内容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实行“两手抓”，即“一手抓建设和改革，一手抓法制”。1978年，邓小平讲到：“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又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著名观点。还精辟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这一重要思想指导下，1982年宪法作出庄严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
2、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行“严打”和开展反腐败斗争，“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一些”。邓小平同志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不同时期，从多方面多角度对法制进行论述，极大地指导和推动我国法制建设的向前发展，为我国实行法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概括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民主法制思想，尤其是1958年董必武同志提出的“依法办事”思想，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全过程概括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个字。有法可依是前提，有法必依是关键，执法必严是重要条件，违法必究是保障。他认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是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所以要强调反对封建特权思想，这对于在封建残余影响至深的中国搞法治，是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此外，邓小平同志还强调法制建设要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要用法律措施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制止动乱；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党的领导决定着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发展民主应立足于制度建设，要通过改革，克服“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死刑不能废除”；把“一国两制”的构想法律化。
三、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把实行法治作为我党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和重要目标。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以德治国；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1996年，江泽民同志指出：“实行法治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此后，依法治国被载入党章和宪法。
江泽民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可概括为以下六大方面：
1、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法理学的理论创新、法律的制度创新提供了科学范式。
2、提出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把法治国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
3、进一步阐明了党与法治的关系，强调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又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必须依法执政。我们执政党队伍庞大，若不从严治党，6800万党员确实难于管好。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党的建设，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约机制，认真贯彻治国方略，在继续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不断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水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加强诚信教育，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做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一起抓。把我国建设成为民主、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4、与时俱进，既讲政治又讲法治。强调“只有讲政治，才能……把国家的法律法规，贯彻到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中去，防止和排除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的干扰，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
5、完成了从“法制”向“法治”的过渡，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和奋斗目标，全面揭示了依法治国的本质，阐述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内容，强调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6、提出并阐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依法治国属于政治文明，以德治国属于精神文明，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协调发展。
关于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二者都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手段。历史上有过“无为而治”、“人治”、“法治”、“德治”等。强调德治，能够使人们树立道德风尚，净化社会风气。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觉悟。很难想象，在一个道德堕落的社会里能建成真正的法治国家，失去道德基础的法律必将导致专制。封建社会曾提出“明德慎刑”和“德主刑辅”；现阶段应该实行“法德并举”，法治为主，德治为辅。
首先，法治是实施德治的重要保障，凡是法律所禁止的必然是道德所谴责的，凡是法律所允许的必然是道德所赞成的。道德原则可以上升为法律规范，如合同法中“自由、平等、诚实原则”，婚姻法中夫妻忠实的义务。法律体现社会公德，严格依法办事必然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其次，德治是法治的基础。法律若失去道德基础，就会蜕变成为立法者的任意专横。德治为法治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违法犯罪分子大都是思想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因此，必须加强道德教育，提高公民道德水平，使法治的实施有个可靠的思想保证。
四、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
社会在向前发展，理论也在不断创新。党的十六大以来，在民主法治建设领域出现一些新概念。如：政治文明、依法执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和谐司法及私有财产权。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形成了人本法律观、和谐法治观、依法执政观、法治理念观等。
（一）人本法律观
2002年，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宪法实施20周年大会上指出：实行依法治国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二）和谐法治观
200 5年2月，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胡锦涛同志把和谐社会的特征概括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民主法治位居构建和谐社会特征之首，是经济社会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其他六大特征是一个整体，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其中，民主法治居首，影响、保障着其他特征的发展。和谐社会首先是个民主法治社会，加强民主法治建设的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体现，是和谐社会的制度之本。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人民才能真正当家作主，依法行使民主权力，为社会提供力量之源，使社会充满生机活力。国泰于法正，民安于律清。只有用法律手段治国理政，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人人严格依法办事，经济社会发展才有保障，社会才能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民主法治像红线一样，把和谐社会其他特征都串了起来。当然，法律不是万能的，要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法治以特有的规范性、稳定性和强制性，发挥着规范、保护、惩处、引导等方面的功能，调节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平衡利益关系，法治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是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纠纷、减少社会震动的“减震器”。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需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和为贵，构建大调解格局。
　2005年9月4日，胡锦涛同志在会见世界法律大会代表时指出：“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国家与国家的和平相处，都需要法治加以规范和维护”。
（三） 依法执政观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作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时提出，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决定》郑重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这是我党在总结执政经验和法治建设经验，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的客观需要作出的一个战略性论断。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依法执政，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四）法治理念观
2005年11月，胡锦涛提出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同年12月5日，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法委向全体政法干警部署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这是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从根本上解决政法机关权从何来、为谁掌权、为谁执法、如何执法等重大问题。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继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它们之间存在着逻辑联系。
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全面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问题，指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弘扬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2007年10月15日，党的十七大报告特别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2007年12月25日，胡锦涛同志在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时，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在全社会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重视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2007年底，党中央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三个至上”的提出，标志着我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以法治保障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更加全面的把握。
2008年，在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胡锦涛提出:要坚持民主法治、以人为本、求真务实、清政廉洁，干干净净为国家和人民工作。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不断锻造法治的内在品质，实在比盖大楼、造法条重要得多。建设法治国家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发达国家法治发展的经验表面，从制定较为完备的立法到全社会形成法治的习惯和传统，一般要经过50到100年的努力。还有一种说法，即在一个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实行50年以后，法治社会才会逐渐形成。
总之，新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凝聚着四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智慧和不懈探索实践的心血。其间虽有曲折和坎坷，但最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地位和法律权威得到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全面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新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努力，坚持“三个至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参考文献]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关于全国工商系统开展上海世博会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情况通报

工商食字〔2010〕23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10月31日，上海世博会圆满落幕。为有效保障上海世博会流通环节食品安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部署和胡锦涛总书记“六个确保”的要求，国家工商总局和全国工商系统积极履行职责，认真制订方案，超前谋划、提前部署，全力加强食品市场监管，深入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实现了上海世博会“平稳有序、安全可控”和流通环节食品安全“零事故”的目标，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在难忘的184天里，全国各级工商部门坚守工作岗位，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工作精神，尽职尽责，尽心尽力，为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发挥了积极作用。据统计，全国工商部门出动执法人员468.09万人次，检查食品经营户1118.63万户次，检查批发市场、集贸市场等各类市场23.9万个次，取缔无照食品经营户3.6万户，查处食品违法案件2.69万件，移送司法机关案件176件，为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现就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及时部署，切实加强上海世博会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的组织领导工作。国家工商总局党组高度重视上海世博会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专门成立了服务上海世博会举办工作领导小组，总局党组书记、局长周伯华多次作出重要批示，提出明确要求；主管副局长刘玉亭、王东峰多次召开专门会议部署落实和监督检查。为切实强化措施、落实责任，总局先后下发了《关于加强上海世博会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等多个文件，对做好世博会期间有关食品安全保障工作作出了周密部署和安排。在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会议、工商行政管理座谈会和全系统食品安全监管暨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会议上，总局都对上海世博会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进行专门部署。9月7日，总局又进一步召开上海市及北京、辽宁等9个省市工商局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专题会议，进一步部署保障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相关工作，要求相关地区工商局切实加强协作配合，努力确保各项监管措施落实到位。各地工商部门按照总局的要求，层层加强组织领导，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全力抓，各相关职能机构分工协作抓，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各级工商部门切实把上海世博会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作为重点任务，立足地区实际，强化工作措施，深入推进专项整治，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得到有力、有序推进。

　　二、突出重点，切实加大上海世博会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执法力度。按照总局的部署，全国工商系统特别是上海市、北京市、辽宁省、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等9省（区、市）工商部门围绕流通环节食品市场主体准入、食品质量抽样检验、食品广告商标监管、食品安全案件查处、食品消费维权等重点环节，针对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品种实施重点监管，进一步加大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执法力度，有效保障了世博会流通环节食品安全，受到了各方的肯定和好评。

　　上海市工商部门全面落实总局和上海市政府签署的合作协议，把全力服务保障世博会列为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认真依法履职履责，尤其在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发扬能吃苦和能战斗的精神，加班加点，苦干实干，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通过加强组织领导，以三级保障为重点，制订和完善了工作方案和各项工作制度；通过规范主体资格，以督促企业签定食品安全承诺书为切入点，强化企业责任意识。先后安排300名干部驻点监管，坚持每周抽检，对供博食品经营企业进行全程监管。加大对主要市场和关键地区的巡查力度，强化对世博标识和涉博广告的监管，查处商标违法案件1264件，共监测涉博题材广告44720条，发现违法广告208条。据上海市工商部门统计，5月1日至10月31日，上海市工商部门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2万人次，监管供博食品约3488车次、4200个品种近4030.06吨，并共对20多大类、 4483 组样品进行了抽样检验，合格率达99.7%。有6个批次的981公斤供博食品被禁止进入世博园，有1家企业因涉嫌伪造食品生产日期被立案查处，并被终止了供博资格。

　　三、积极开展消费维权，切实营造良好的市场消费环境。全国工商部门充分发挥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网络的作用，积极推进跨区域消费维权机制建设，全面提升消费维权水平。尤其是上海及周边省（区、市）工商机关12315中心继续提供外语接线服务，及时调解消费纠纷，查处消费侵权违法行为，受到地方政府和广大消费者的广泛好评。据不完全统计，上海世博会期间，上海市工商机关受理和处理消费者申诉举报62727件，其中涉博申诉投诉1542件，全部及时办结，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上海与江苏、浙江三地工商局共同建立了长三角地区“异地消费维权快速通道”，进一步提升了消费维权的能力。上海市工商部门依托世博园区内56个参观者服务点、设置在该市商业街和旅游景点的130个世博消费维权服务点和6000多个消费者权益保护联络点，及时受理、妥善处理、化解消费矛盾，切实维护上海世博会期间社会和谐稳定。上海世博会举办工作领导小组食品安全保障部分别在开园一个月和三个月后，先后多次致信上海市工商局表示感谢。

　　四、加强督查检查，切实抓好流通环节世博会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制的落实。为确保上海世博会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确保食品安全工作万无一失，工商总局和各地工商机关狠抓督查检查，认真落实世博会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各项工作。总局周伯华局长、王东峰副局长多次亲赴上海，就加强世博会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进行督查检查，对切实做好世博会期间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国家工商总局先后分5批派出8个检查组赴上海，对上海世博会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情况进行全面督查。各地工商部门还进一步严格了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对在上海世博会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工作不力和失职、渎职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依纪予以严肃查处。

　　五、加强预警应急处置工作，切实防范上海世博会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突发问题。在加强日常市场巡查监管的同时，各地工商部门普遍加强了预警和应急处置体系的建设，超前开展应急预案演练、严格应急系统检查，确保流通环节食品安全预警和应急处置工作人员到位、措施到位、责任到位。从总局到省、市、区（县）工商局以及工商所安排24小时值班制度，采取了由主要领导负总责和分管领导具体组织协调分工协作的预警与应急指挥体系；建立了严格的世博会期间重大事项及时报告制度和食品安全监管信息发布制度，准确掌握突发事件信息，及时发布市场预警，确保及时稳妥防范和应对各类食品安全突发事件。

　　目前，广州亚运会正在召开，“元旦”和“春节”日渐临近，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任务更加繁重。各级工商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依法履职履责，强化监管执法，切实维护食品市场消费安全。一是要继续发扬连续作战的工作作风，全力以赴，认真总结并运用上海世博会和北京奥运会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加强广州亚运会、亚残运会期间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切实为广州亚运会、亚残运会的成功举办做出应有的贡献。二是切实抓好“两节”期间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确保人民群众节日食品市场消费安全。三是继续加大监管执法力度，深入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顿工作，特别是加大农村食品市场的整治力度，切实维护农村食品市场秩序。四是创新监管机制和手段，积极构建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全面提升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水平。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