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事诉讼法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了受理、管辖、送达等相关制度，特别是针对修改前管辖制度内外法的不统一、送达制度不尽完善导致 “送达难”问题、审查起诉中被告不明确致使审理程序难以推进、当事人起诉权保护不尽严格而引发对法院“立案难”的诟病等，进行了制度修改和完善。各级人民法院应严格依照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依法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确保立案制度程序公正，维护人民法院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形象。

　　一、深刻认识民事诉讼立案制度的程序公正价值

　　1.平等保护当事人的管辖权益

　　新民事诉讼法对协议管辖、管辖权异议内容进行了修改和完善，规定了应诉管辖，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也赋予人民法院管辖以正当的法律依据，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实现司法公正与高效。

　　2.严格依法保护当事人享有的起诉权利

　　新民事诉讼法在起诉程序中增加了保障当事人起诉权的原则规定，并对明确的被告、明确的联系方式、被告应当提交答辩状、人民法院对不予受理的案件应当在七日内做出裁定等作了进一步要求，方便受诉人民法院准确认定双方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滥诉，有助于规范审判秩序。新民事诉讼法对不予受理的案件要求人民法院必须在七日内出具书面裁定, 强调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当事人享有的起诉权利，坚决杜绝某些法院出台与法律不符的内部指导意见等形式列举诸多不予立案的情形，切实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3.明确留置送达、电子送达的规定，推进审判程序的有序高效进行

　　审判实践中当事人无故拒绝接受人民法院送达法律文书的行为时有发生，新民事诉讼法对留置送达做了强制性的规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进行尝试并积累了相关经验的基础上，此次修改增加了电子送达的内容，对提高司法效率，减少司法资源的负担具有积极意义，对人民法院的信息化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严格依法执行民事诉讼立案制度新规定

　　（一）用好协议管辖制度，规范应诉管辖制度和管辖移转制度，切实保障当事人管辖诉讼权利

　　1.关于协议管辖

　　新民事诉讼法规定，协议管辖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1)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案件，只限于第一审民事经济纠纷中合同案件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案件；(2)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范围，限于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和其他有实际联系地点的人民法院； (3)必须以书面合同的形式选择管辖； (4)协议管辖不得违反民事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对协议的管辖的实际联系地点要进行正确的识别、判断。对于违反集中管辖和专门管辖的管辖协议，要依照现行有效的司法解释进行认定。

　　2.关于应诉管辖

　　新民事诉讼法对应诉管辖作出明确规定。应诉管辖需具备以下几项条件：（1）当事人未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2）当事人应诉答辩；（3）应诉管辖不得违反专属管辖和级别管辖的规定。我们认为，对于当事人既提出管辖权异议又应诉答辩的，不能视为被告接受受诉法院管辖。此外，要认识到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加入到诉讼中来，应为两个诉的合并。人民法院为了节省诉讼资源，防止发生矛盾判决，可以进行合并审理。但这种诉的合并并非必须，可以合并审，也可以分开审。如果第三人愿意接受受诉法院管辖，可以加入他人已经开始的诉讼中，自不必再提出管辖权异议；如果第三人认为受诉法院对其没有管辖权，也可以选择分别审理，向有管辖权的法院另行起诉主张权利。

　　3.关于管辖权的移转制度

　　新民事诉讼法对级别管辖下放性转移作了限制性的修改，增加了审批程序。但是，法律并没有对管辖权移转的必要条件、程序、当事人权利的救济途径等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个别法院对此疏于规制，将案件交由下级人民法院审理较为随意，规避上级法院的监督，侵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导致地方保护的可能性增加，也影响了人民法院的声誉。最高人民法院准备制定相应的司法解释，对该法律规定的“确有必要的条件、审批程序、文书形式”等予以明确，以利于正确适用法律。我们认为，法律规定的“确有必要”的情形，可以包括涉众案件，区域性、行业性关联案件，企业破产案件中的劳动争议、债权确认等案件。涉众案件主要是指个案涉及人数众多的案件，案件的当事人主要是自然人。为贯彻执行党中央化解社会矛盾工作重心下移的要求，此类案件可以交下级法院审理。区域性、行业性关联案件主要是指一些群体性、类型化的案件。这类案件必须依靠当地党委政府解决问题，下移管辖，有利于矛盾的化解。破产衍生诉讼案件是指衍生诉讼的劳动争议诉讼、小额债权诉讼、债务人履行合同诉讼、追收债务人对外债权诉讼、撤销债务人处分财产行为诉讼、确认债务人处分财产行为无效诉讼、取回权诉讼、别除权诉讼和抵销权诉讼等案件。如果这类案件全部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高级法院成为二审法院，既不经济，也不利于矛盾的化解。根据级别管辖的规定，对于标的额或者案件类型属于下级法院管辖的，交下级法院审理，有利于当事人参加诉讼，节约诉讼成本，节约司法资源。当然，“确有必要”的情形还有哪些，应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摸索。

　　管辖权的转移，无论是“下移上”还是“上交下”，都是对级别管辖权的变更，应当慎用。管辖权的转移不能由受诉法院自行决定，要报请其上级人民法院批准，这是为避免一些法院随意向下移交案件管辖权而从程序上进行控制。根据有关规定，应当以书面形式报请上一级法院审批，上一级法院应当尽快作出同意和不同意的书面通知。一般应当自收到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将案件交其下级法院审理请示的十日内，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的书面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级别管辖异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9〕17号）第四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将其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交由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应当作出裁定。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借鉴了该司法解释的精神：即必须对管辖权下移进行控制。从法理上讲，移送管辖的行为，是法院就程序性事项做出裁定的行为，应当采用裁定书的形式。为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对于下放性案件移送采取裁定的形式更为适当。即上级人民法院审批同意的，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将案件交其下级人民法院审理，并说明理由。当事人对裁定不服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理并作出裁定。

　　（二）切实保障当事人的起诉权利，规范不予受理裁定的作出条件

　　新民事诉讼法要求人民法院对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必须受理；对原告起诉不予受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不予受理民事裁定书。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人民法院受理一审案件既要依法，又要稳妥。为依法保护当事人的诉权，对当事人起诉到法院的诉讼，凡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的，一律要依法及时受理，这是法定职责所在。但在实践中，我们也要看到，有些法院在受理案件过程中，不顾矛盾化解的效果，一味收进法院，收进来之后通过司法程序处理效果不好，致使群众的实体权利得不到保障，严重影响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给法院的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引发负面的社会效果。为解决这个问题，对这些敏感案件的受理，有一些法院采取“三不”原则，即不收起诉材料，不出具书面裁定，不予立案，并且在处理过程中工作简单化、协调不到位，招致当事人和社会的不满。各级法院要重视做好法律释明、先行调解等工作，积极帮助当事人寻求理想的权利救济途径，从根本上解决矛盾。

　　（三）适应新形势新规定的要求，科学运用留置送达和电子送达制度

　　新民事诉讼法对留置送达的方式作出了新的规定，即视听资料可以作为送达文书的证明。以拍照、录像等视听资料记录送达过程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受送达人或其同住成年家属确实居住于此地；二是送达人已经向受送达人或其同住成年家属交付送达文书，但受送达人或其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或拒绝在文书上签字盖章的情况；三是送达人将文书留置于受送达人或其同住成年家属的居住地。

　　人民法院决定采用电子送达方式，必须首先经过当事人同意，只有在当事人能够并愿意接受和使用电子送达方式，人民法院才可以采用这一新途径。电子送达要能够方便法院和当事人之间送达诉讼文书，而不是使这一过程变得更加艰难或者给当事人增加不必要的负担。新民事诉讼法列举了电子送达的两种主要途径，即传真和电子邮件，但并没有仅限于这两种，还采用了兜底性条款，即“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人民法院应当注意电子送达媒介的确认。

　　实践中，要充分保证受送达人的知情权和自愿选择权，电子送达中应当要求受送达人自行提供并签字确认能够收到诉讼文书的数据系统地址，人民法院应当保存好诉讼文书已经发出及到达对方系统的相关证据。在审判实践中必须严格遵守民事诉讼法规定，不能将电子送达方式适用范围任意扩大，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不能采用电子送达方式。



论不起诉制度

作者：陈卫东/李洪江

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不起诉制度作了重大修改。如何重新认识不起诉制度，从理论上把握不起诉制度的性质、适用范围、理论价值及救济途径，并进而探讨完善不起诉制度的有效方案，是摆在诉讼法学理论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拟就上述问题，阐述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不起诉性质的再认识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后，原有的免予起诉制度不再使用，相关内容纳入不起诉，这就扩大了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以往的不起诉制度的表述及其性质的认定已不能继续沿用。这就需要我们重新界定不起诉的性质。依笔者之见，对不起诉的性质，应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一）不起诉是公诉机关依其职权作出的不予追诉的处分决定

控诉职能是公诉机关的基本诉讼职能。在刑事诉讼中，公诉机关正是基于控诉职能，对于符合法律规定起诉条件的，依法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法院通过审判确定被告人犯有某种罪行并给予相应的刑事制裁。显然，公诉机关只有对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才能提起诉讼，其它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没有起诉必要的，公诉机关自然依其职权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种不起诉决定，台湾学者认为是一种司法处分，属检察机关在控方立场所作不追诉的内部意思决定。［①ａ］笔者认为，不起诉决定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诉机关，基于其控诉职能，对不符合起诉条件或没有起诉必要的案件不予追诉的处分决定。
（二）不起诉是公诉机关对案件所作的程序上的处分，而非实体上的处分

公诉机关对某一案件作出不起诉的处分，表明公诉机关将不向法院请求进行审判，放弃对犯罪嫌疑人的控诉。实质上是公诉机关依其职权从程序上对案件所作的不予追诉的处分，并非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公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是控诉职能，无权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即公诉机关不能处分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公诉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如果需要给予被不起诉人行政处罚的，应由公诉机关移交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公诉机关有权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意见，但其自己不能对被不起诉人进行实体上的处理。不起诉对案件程序上的处理，是基于对案件实体上的认识，但并非实体上的处分，更不能是有罪处理。
（三）不起诉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

现代刑事诉讼中有一项公认的基本原则，即“不告不理”原则。其基本含义是对未经起诉的刑事案件，法院不得受理和审判，也就是说，法院对刑事案件进行审理必须以起诉为前提，否则就不能对刑事案件进行审判。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起诉意味着启动刑事审判程序，使刑事诉讼进入到审判阶段；而不起诉则表明刑事诉讼不进入审判阶段，阻断了刑事诉讼的继续进行，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这也是不起诉决定的直接法律后果。
（四）不起诉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是相对的

不起诉决定一经作出，就具有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诉讼不再继续进行。但不起诉这种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诚如台湾学者蔡墩铭、朱石炎所指出，案件虽经不起诉处分，无非追诉权之不行使而已，对于同一案件不过限制其再行起诉而已，该案之起诉权依然存在，并未因而消灭，遇有发现新事实或新证据，或者原处分所凭证物已证明其为伪造或变造，或所凭之证言，鉴定或通译已证明其为虚伪，或所凭之通常法院或特别法院之裁判已经确定裁判变更，或参与侦查之检察官因该案件犯职务上之罪已经证明者，得再行起诉［①ｂ］。

不难看出，公诉机关不起诉决定的法律效力和法院生效判决的法律效力是有区别的，法院生效的实体判决，也意味着对诉讼案件程序上的终局性处理，依“一事不再理”原则，对该案件不可再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公诉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显然不具备既判力的法律效力。因此，对于公诉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如果有了新的证据或发现新事实，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公诉机关依职权应撤销原来的不起诉决定，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的，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依此作为一种自诉案件，被害人得以寻求法律上的救济，保护其合法权益。
（五）不起诉体现了公诉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新《刑事诉讼法》中，除了在第１４２条第１款“对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１５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外，在第１４０条第４款“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和第１４２条第２款“对于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那么，“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意味着人民检察院对于这两种情形的不起诉决定不是必须作出，而是根据一定情况酌定，可以作出，也可以不作出。有的学者将其解释为“酌定不起诉”，把“应当不起诉”称为“法定不起诉”［①ｃ］。

在刑事诉讼发展史上，关于起诉制度有起诉法定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之说。目前从各国刑事诉讼立法看，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大都在明确规定起诉条件的同时，兼采起诉便宜主义，即允许检察官斟酌情形为不起诉处分。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最大限度兼取起诉法定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的长处，从而使诉讼程序更为合理和科学。我国这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在不起诉制度上的规定还是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基本是以起诉法定主义为主，兼采起诉便宜主义。

通过以上对不起诉性质的分析，笔者认为，不起诉的概念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不起诉是公诉机关依其职权，对侦查终结的刑事案件审查后，确认依法应当不追究刑事责任，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依法作出不予追诉而终止诉讼程序的处分决定。
二、不起诉制度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不起诉制度虽然仅是刑事诉讼中起诉阶段的一个制度，却深刻体现了刑事诉讼基本的价值和意义。笔者认为，不起诉制度至少体现了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一）不起诉制度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

现代法律制度除了要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诉讼经济。西方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法律程序在运作过程中会耗费大量的经济资源，为了提高司法活动的经济效益，应当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经济资源的耗费作为对法律程序进行评价的一项基本价值标准，并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实现这一目标。［②ｃ］这就是说，法律程序应尽力缩小诉讼成本，而达到最大化收益。作为重要程序法的刑事诉讼制度自然也不例外，贯穿整个刑事诉讼中的诉讼经济也是不可缺的，不起诉制度正是诉讼经济原则在起诉阶段的体现。不起诉制度，使不该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适时终止，缩短了诉讼时间，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法院得以集中精力去处理更为重要的案件，从而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提高了司法操作中处理刑事案件的效率。
（二）符合现代刑法思想

传统刑法注重刑罚的报应功能，刑罚强调报复和惩罚，突出刑法对犯罪实行特殊预防的作用，而单一地采取罪刑相适应原则，有罪必罚，罪罚相当；现代刑法，尤其在二战以后，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观念的更新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开始注重刑罚的教育功能，强调教育改造，更加重视一般预防，在采取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时，采取刑罚个别化原则，探寻有无惩罚的必要。西方各国战后大都实行过所谓“非刑事化政策”，即对犯罪行为不一定均需诉诸法院而适用刑罚，可以采用保安处分、社会监督等其他手段来代替［③ｃ］。刑诉制度应反映和体现刑法思想。战后的现代刑法思想反映在刑诉制度上，就是重其目的性，求其合理性。在起诉程序中赋予检察官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就是这种思想在刑诉制度上的体现。
（三）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现代刑事诉讼制度越来越注重保护当事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尽力避免他们的合法权益在刑事诉讼中受到侵害。对于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来讲，尽早使之脱离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樊篱，是其最重要的利益所在。不起诉正是适时地终止了刑事诉讼，从而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对被害人来讲，不起诉终止了对犯罪嫌疑人的追究，似乎不符合被害人的利益，但正确的不起诉并不损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为，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是以追究名符其实的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为前提，与此同时，对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如果作出了不起诉决定，法律允许被害人有权申诉或直接向法院起诉决定，这就从制度上保障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新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不起诉的范围界定

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也叫不起诉的法定原因，或者不起诉的条件，是指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法定情形。根据新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具有以下三种情形：
（一）绝对不起诉（应当不起诉）

新《刑事诉讼法》第１４２条第１款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１５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这种情形我们称之为绝对不起诉，根据《刑事诉讼法》第１５条及其他有关法律规定，只要犯罪嫌疑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就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