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出路：司法裁判与民意的碰撞与契合
　　　　　　　　　　　　　　——以司法裁判中常情常理的运用为视角


引言
随着公众权利意识的增长和矛盾多发期转型社会的来临，民意与司法的碰撞或交锋此消彼涨，比如在许霆案、天价过路费案等案件中都存在司法裁判与民意的冲突问题。在这些案件中，都隐藏着司法博弈中公众复杂的愿望或诉求。法官在进行司法裁判时如何尊重并且引导民意，实现司法裁判与民意的契合是当前法院工作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鉴于此种考虑，本文决定以司法裁判中对常情常理的运用为视角，对司法裁判与民意的碰撞与契合的困境与出路展开一些研究。

一、问题之提出

（一）案例透视

案例一：2006年11月20日上午9时左右，南京某公交车站。当时两辆83路公交车一前一后紧挨着靠近站台，由于前一辆83路公交车乘客较多，徐老太准备赶乘后面一辆83路车，彭宇也从前一辆83路车后门下车。突然，徐老太跌倒在站台附近。彭宇将徐老太从地上扶起直到徐老太儿子赶到现场，随后彭宇同其子一起将徐老太送往医院。经诊断，徐老太左股骨颈骨折，后经手术治疗花去医药费4万余元，经鉴定构成八级伤残。2007年3月底，徐老太起诉彭宇，称是彭宇将自己撞倒在地，要求彭宇赔偿各种费用共13万余元。而彭宇一直坚称自己并没有撞到徐老太，完全是出于好心将徐老太扶起并一直陪同其就诊。2007年9月5日，鼓楼区人民法院做出判决，彭宇承担40%责任，赔偿徐老太各项费用共计45876.36元。

在彭宇案的一审判决书中，法官较多地依据常情常理判断和推理，多处使用了“从常理分析”、 “显然与情理相悖”、“最符合情理的做法”之类的措辞，作为推论的前提，从而得出彭宇与徐老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并最终适用公平原则判决彭宇承担40%的责任。法官运用了诸如此类的常理：“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并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一审法官作为判案依据的所谓“情理”是否真正的常情常理？在笔者看来，是值得商榷的。

（二）司法困境——司法裁判与民意的碰撞

彭宇案一出，全国舆论哗然，绝大多数民众认为好人不能做，对法院“依常理”的判决深表质疑及愤慨，我国的司法公信力受到极大的冲击。近来发生的小悦悦事件 等路人冷漠不敢帮扶的类似事例频现媒体，令人深感痛惜，而这些现象与彭宇案的持续社会影响存在较大的关系。

透过当前社会的一些案例，我们发现民意的汹涌让司法正承受越来越重的压力，司法与民意正在发生碰撞，社会道德受到拷问，社会良心受到煎熬，司法与民意的终极目标虽然都是实现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然而如何保持二者在追求公正目标上的一致性的同时，实现和谐的契合，减少现实的冲突，法官在坚持依法断案的同时，如何适当地顾及常情常理，尊重引导民意，成为当前司法实践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概念之审视

（一）常情常理之内涵

西塞罗说过“法律是最高的理性”，在司法裁判过程中，认定事实、采信证据和适用法律的理由及结果均应符合社会生活常情常理，即符合多数人通行的经验法则、价值理念和公平、正义观念 。有学者指出，我们的法律是人民的法律，绝不应该对其做出根本背离老百姓所共同认可的常识、常理、常情的解释。由此可见，常情常理在现代法治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常情意为“通常的心情或情理”，常理意为“通常的道理”，而情理则意为“人的常情和事情的一般道理”。一般来说，常情常理应具备以下四层意思：一是为最广大的社会民众长期普遍认同与遵守。二是为一个特定社会所共同认可的最基本的知识、价值观念、是非标准、行为规则、伦理要求，是集体利益与意志的体现。三是存在于社会实践中，经过长期反复的实践与检验。四是其内涵须随着社会情况的变换而变化。法官在裁判时，应厘清常情常理的含义，才能作为考量的前提，而避免发生上文提到的彭宇案法官出现的并非依据常情常理作出的不正确推断。

（二）司法中之民意

民意历来是司法裁判者在裁判案件时所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民意，顾名思义为民众的意愿，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意为“人民共同的意见和愿望”。所谓民意，是指大多数社会成员对与其相关的公共事务或现象所持有的大体相近的意见、情感和行为倾向的总称。 根据学界通行的观点认为，广义上的民意一般包括以下特征：一是民意的主体为多数。二是民意表达的是对某事物或现象共同或相近的意志。三是民意具有道德伦理色彩，建立在公众普遍接受的道德价值准则之上。

司法领域的民意因其涉及到公平正义、是非曲直观念等价值准则，一般表现为普通民众针对重要的法律问题或某一具体案件基于自己所掌握的案件事实、所理解的法律以及所秉承的道德伦理观和朴素正义观作出判断后的意愿表达。 首先，民意并非个案当事人或者相关人员的意见，亦非某个社会团体或者媒体的意见，而是与案件并无利害关系的社会公众作出的意见表达。其次，民意表达的是对某个案件本身或者某个法律制度、法律问题的看法，而非笼统的。再次，民意的主体是一般的社会大众，而非具有法律专业背景或者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仅仅依据自身的好恶、朴素正义观作出的道德评价。最后，民意表达的是一种言论自由，一种情感宣泄，在社会中容易受到人云亦云的影响，具有非理性色彩，不存在稳定性。

三、 路径之探索——民意与司法之契合

（一）明确法官依常情常理断案的范围

1、事实的判断和事实的推定应符合常情常理。

案件事实无法重现，法官只能通过审理案件，尽可能地还原接近客观真实，在对案件的事实进行判断和推定时，法官必须根据法律和生活经验，基于公众的一般性常识，作出合理的判断和推论。

案例一：二被告于甲、于乙系亲兄弟。原告刘某与于甲系夫妻关系，二人在北京市房山区某村有4间东房，2011年4月，刘某想在院中再盖几间房，这时刘某得知，2000年于甲在未征得其意见的情况下，擅自将此院内的3间东房以3000元的价格卖给了于乙，2001年于甲、于乙补充签订协议。刘某以于甲未经自己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为由起诉要求判令二被告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于甲答辩称，同意刘某的诉讼请求。于乙辩称，于甲卖房完全是刘某的主意，且刘某一直在某村居住和生活，卖房款都经刘某的手用于家庭生活，刘某称2011年4月才知道卖房的事是不可能的，不同意刘某的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从身份关系上看，刘某与于甲系夫妻关系，二人一直共同生活在某村，于乙也在某村居住，虽然刘某未在协议上签字，但自2000年交付房屋、2001年交付房款至今10年左右时间里，刘某并未提出异议，应当认为是刘某对于甲房屋买卖行为的默许和追认。刘某对自己始终不知情的陈述，有悖生活常理，法院不予采信。刘某以于甲未经自己同意擅自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为由，要求确认于甲与于乙间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法院判决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

2、证据的采信应符合常情常理。

法官常常会遇到当事人双方均举证不能或者不充分甚至截然相反的情况，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如何决断，如何取舍，取决于法官的裁量，但裁量并非自由所为的，法官应依据案情和经验，在符合常情常理的情况下，进行分析论证，在裁判时作出具有实质性说服力的解释，从而得出合法合理的结论，这样才会令当事人及社会民众信服。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企业登记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修正）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1995年12月21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47号发布 根据1998年12月3日发布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修改〈经济合同示范文本管理办法〉等33件规章中超越〈行政处罚法〉规定处罚权限的内容》进行修改


第一条 为了规范企业登记代理活动，保障企业登记代理机构和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登记代理机构，是指依照本办法的规定，接受委托，从事企业登记代理经营活动的企业法人或者其他中介服务机构。
第三条 企业登记代理机构接受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指导和监督。
第四条 企业登记代理机构办理代理业务，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遵循公开、公平、自愿和诚实信用原则，维护委托人的权益。
第五条 设立企业登记代理机构，应当符合企业登记管理法规规定的条件，并须有三名以上具有企业登记代理资格的专职业务人员，方可申请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
中介服务机构申请开展企业登记代理业务，须有三名以上具有企业登记代理资格的专职业务人员，并应当申领营业执照或者办理增加企业登记代理业务的变更登记。
第六条 企业登记代理机构的登记管辖，依照《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或者《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七条 企业登记代理机构设立后，当其所属的具有企业登记代理资格的专职业务人员不足三人时，应当在三个月内补足规定人数，并报登记机关备案。
第八条 企业登记代理资格经考核取得，有关事宜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经考核合格的，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给《企业登记代理资格证书》。
第九条 每年企业年检期限内，企业登记代理机构应当将其所属人员的《企业登记代理资格证书》送交登记机关年检。不按时年检的，不得继续从事企业登记代理活动。
第十条 具有企业登记代理资格的人员变换企业登记代理机构或者辞职的，应当在一个月内将《企业登记代理资格证书》送交发证机关签注。未经签注的，其《企业登记代理资格证书》无效。
第十一条 企业登记代理机构可以接受委托，办理下列代理业务：
（一）代写企业登记所需文书；
（二）代办企业登记和企业年检申请；
（三）提供企业登记事务咨询；
（四）担任企业登记事务顾问。
第十二条 企业登记代理机构办理代理业务，不受行政区域的限制。
第十三条 企业登记代理机构有权按照委托合同约定收取报酬，但收取的报酬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
第十四条 企业登记代理机构代办企业登记或者企业年检申请时，应当向登记机关出示或者提交下列证件：
（一）企业登记代理机构的营业执照副本或者加盖发照机关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委托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三）企业登记代理机构指定或者授权的人员的证明文件及该人员的《企业登记代理资格证书》。
第十五条 取得《企业登记代理资格证书》的人员，应当受聘于一个合法的企业登记代理机构从事企业登记代理活动，不得以个人名义从事企业登记代理活动。
第十六条 企业登记代理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处以违法所得额三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代理企业登记时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
（二）采用隐瞒或者夸大真实情况等不正当手段，诱使他人委托其从事企业登记代理活动的；
（三）以不正当手段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贬低、损毁有关机关、单位声誉的；
（四）代理企业登记业务质量低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索取、收受委托合同规定以外的酬金或者其他财物，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六）涂改《企业登记代理资格证书》的；
（七）具有企业登记代理资格的专职从业人员不足规定人数，而不及时补足的；
（八）从事其他非法活动的。
第十七条 本办法施行前已设立的从事企业登记代理活动的机构，应当依照本办法申请重新登记。
第十八条 企业登记代理机构由地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登记机关应当自核准登记之日起一个月内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
第十九条 从事个体工商户登记代理业务的，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8年12月3日


为了贯彻《行政处罚法》和《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精神》，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务会议讨论决定，对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已颁布的《企业登记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中超越《行政处罚法》规定处罚权限的内容集中进行了修改。
第十条改为“具有企业登记代理资格的人员变换企业登记代理机构或者辞职的，应当在一个月内将《企业登记代理资格证书》送交发证机关签注。未经签注的，其《企业登记代理资格证书》无效。”
第十六条第一款改为“企业登记代理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处以违法所得额三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
删除第十六条第二款。
第二十条改为“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5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