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四川省公路养路费征收管理条例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1997年2月21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1997年5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公路养路费征收管理，促进我省社会经济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四川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四川省行政区域内拥有车辆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车主）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公路养路费（以下简称养路费）是国家向车主征收的用于公路养护、建设和管理的专项经费。
缴纳养路费是车主应尽的义务。
第四条 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养路费稽查征收工作的统一领导，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设置的各级交通稽查征费机构（以下简称稽征机构）具体负责养路费的稽查、征收管理工作。其中，从事营业性运输的拖拉机和畜力车养路费的征收管理工作由市（地、州）、县（市、区）交通
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第五条 地方各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养路费征收管理工作的领导，积极运行稽征机构依法执行职务。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协助、配合稽征机构依法执行职务。
第六条 对在养路费征收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或积极协助做好养路费征收管理工作的单位或个人，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予以表彰或奖励。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七条 稽征机构履行以下职责：
（一）宣传和执行有关法律、法规；
（二）负责养路费费源、票证使用和费款解缴管理；
（三）负责养路费缴（免）讫专用标志牌、证的发放和管理，对车辆缴纳养路费情况实行年度审验；
（四）负责检查车辆的养路费的缴纳情况，对无养路费缴（免）讫有效凭证行使公路的车辆进行检查，对车辆的缴费，报停、转籍、过户、调驻、改装、报废、使用情况和相关帐表、资料进行稽查；
（五）对违反本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予以处理；
（六）省人民政府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八条 市（地、州）、县（市、区）稽征机构接受上级稽征机构的领导和本级交通主管部门的监督，上级稽征机构对下级稽征机构作出的不适当的行政行为应当予以纠正、处理。
稽征机构应当公开办事程序，公布收费标准，建立举报制度。
第九条 稽征人员应当认真履行职责、依法收费、秉公办事、文明服务，不得违反规定乱收费、乱罚款，不得刁难车主。
稽征人员执行公务时，应按规定着装，佩戴统一制发的编号标志，并出示执法证件。稽征执法专用车辆规定安装标志灯和发声器。

第三章 养路费的征收范围
第十条 各型机动车辆（包括军队、武警系统参加营业性运输的车辆）以及从事营业性运输的拖拉机、畜力车，应当按标准缴纳养路费。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 车主应当月缴纳养路费，当月养路费凭证在次月3日内有效，逾期视为未缴纳养路费。
车主不得拖欠、拒缴养路费或以弄虚作假等手段逃避缴纳养路费，不得拒绝提供养路费缴纳情况的相关帐表。
第十二条 养路费由车籍所在地稽征机构负责征收。
跨行本省的非本省籍车辆的养路费，由车籍所在地稽征机构征收，其他稽征机构不得重征。
第十三条 非本省籍车辆调驻本省的，经调驻地稽征机构核验调出地稽征机构出具的有关证明函件和养路费凭证后，从第三个自然月起，按调驻地养路费征收标准衔接征收；不足三个自然月的，按正常跨行车辆处理。
未办理调驻手续在本省实际使用三个自然月以上的非本省籍车辆，经车主申请、车籍所在地稽征机构同意，可按本省养路费征收规定缴纳养路费。
第十四条 属于减征、免征养路费范围的车辆，车主应当向稽征机构申报，经稽征机构审核后，办理减征、免征养路费手续。
减征、免征车辆因故不再属于减征、免征养路费范围的，车主须到车籍所在地稽征机构办理缴纳养路费手续，按规定缴纳养路费。
第十五条 养路费由稽征机构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核定的征费吨位、车台（套）实行费额或定额方式征收。
第十六条 养路费的具体征收范围、标准、期限和减征、免征范围、条件等，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四章 养路费的征收管理
第十七条 车主办理车辆缴纳（免缴）养路费手续后，稽征机构应当发给养路费缴（免）讫专用标志牌、证。
养路费缴（免）讫专用标准牌、证是车主缴（免）讫养路费和车辆行驶公路的凭证，必须随车悬挂、携带。无养路费缴（免）讫凭证的车辆不得上路行驶。
禁止转让、替代使用、涂改、仿造养路费缴（免）讫凭证。
第十八条 车辆需要停驶的，车主应当在月末三日内向车籍所在地稽征机构提出申请，经批准后交存养路费缴讫凭证。

第十九条 车主可与稽征机构按一定比例签订养路费年度包干缴纳协议。养路费年度包干缴纳协议一经签定，不再办理报停手续，协议内的车辆不得与其他车辆调换、顶替。
包缴的车辆因不可抗力无法履行协议，可以申请停征或中止协议。
第二十条 车辆入户、转籍、过户、调驻、改装、换发牌照、报废、被依法扣留、封存或改变使用性质的，车主应在规定期限内到稽征机构办理征收、改征或停征养路费的相关手续。
第二十一条 公安车辆管理部门应向稽征机构提供车辆统计情况，在办理车辆入户、年检、异动等手续时，应查验车辆缴纳养路费情况。发现没有缴纳养路费或未办理养路费免缴手续的，应当责令到稽征机构补缴或补办，未补缴或补办的不得办理车辆的有关手续。
第二十二条 各级稽征机构收取的养路费必须按规定及时足额上解，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收取的养路费必须专款专用，按受审计监督，不得截留、挪用，不得用于平衡预算。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凡未按规定随车悬挂、携带养路费缴（免）讫有效凭证行驶公路的，由检查地稽征机构责令改正，可并处20元罚款。
对非本省籍车辆无养路费有效凭证行驶公路的，由检查地稽征收机构处以不超过该车一个月应缴费额的罚款，并移交车籍所在地或调驻地稽征机构处理。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未缴纳养路费的，由车籍所在地或调驻地稽征机构责令补缴，每逾期一日，加收应缴养路费额1％的滞纳金。
第二十五条 采取伪造、转让、涂改或替代使用养路费缴（免）讫凭证或其他弄虚作假手段，逃避缴纳养路费的，由车籍所在地或调驻地稽征机构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非法制造、销售养路费缴（免）讫凭证的，由稽征机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2－5倍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超过免征、停征养路费规定期限未续办有关手续的，车籍所在地稽征机构对超期在未满一个月的，处20元罚款；对超期在一个月以上的，按养路费额标准逐月计征养路费。
对免征车辆超期六个月以上未办理手续的，取消本年度免征资格。
第二十七条 车辆入户、转籍、过户、调驻、改装、换发牌照、报废、被依法扣留、封存或改变使用性质，未按规定期限到稽征机构办理养路费相关手续的，由车籍所在地或调驻地稽征机构责令补办手续，并处以20元罚款。
第二十八条 稽征机构对拒绝查验养路费缴（免）讫凭证的，可处以100元罚款；对拒绝提供养路费情况相关帐表的，可处以500元罚款。
第二十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不能当场予以处罚的，稽征机构可暂扣养路费缴（免）讫凭证，发给待理征，并限期七日内到指定的稽征机构接受处理。
第三十条 对逾期不到稽征机构接受处理或无养路费缴（免）讫凭证行驶公路的，稽征机构可暂扣车辆，并出具车辆暂扣凭证，责令当事人在十五日内到稽征机构接受处理。
当事人逾期仍不到指定的稽征机构接受处理的，稽征机构可依法作出处罚决定，并将处罚决定书送达或公告，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履行处罚决定又不申请复议的，稽征机构可将暂扣车辆依法予以拍卖，所处价款抵扣应缴养路费、滞纳金、罚款后，剩余部份退还车主，不足部份予以追
缴。
车辆在暂扣期间，稽征机构应妥善保管，非因不可抗力造成损失的，由稽征机构负责赔偿；逾期未到稽征机构接受处理，被暂扣车辆的自然损失由当事人自行承担。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抗拒、阻扰稽征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罚没款的收缴办法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或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的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四条 稽征机构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有权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稽征机构工作人员乱收费、乱罚款的，除应承担退赔责任外，由主管单位视其情节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稽征机构按规定负责征收的其他交通规费，以及县级以上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收的从事营业性运输的拖拉机和畜力车的养路费，参照本条例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根据本条例可以制定实施办法。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一九九七年五月一日起施行。



1997年2月21日
　　　　　　　　　　　　　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

　　　　　　　　　　　　　　　　　景县检察院 夏同宇

　　摘要：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的频发，使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再次成为我国经济生活及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应该看到，这与《刑法》立法缺陷、打击不力有着必然的联系，进一步完善食品药品安全刑事立法，用重典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本文拟浅析《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药品安全刑事立法的修正，并进一步提出完善食品药品安全刑事立法的几点意见。
　　关键词：食品药品安全 刑法修正 立法完善

　　随着我国经济产业的快速、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想要吃的好、吃的丰富，已经不是可欲不可求的事情，但近年来，有关食品药品安全的违法问题层出不穷，闹得百姓人心慌慌。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人为本，食品药品行业本应是一片净土，可有些黑心厂家为了追逐暴利不择手段甘愿冒险。保障食品药品安全，遏制违法犯罪行为是我们目前和今后解决问题的关键。食品及食品安全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而药品及药品安全则关系到防病治病问题，是事关救死扶伤的大事。所谓食品药品安全无小事，食品药品一旦出了问题，其危害后果往往更为严重，社会影响也更为恶劣，也更容易引起人民群众的恐慌不安，甚至会影响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因此，食品药品问题不仅是关乎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民生民利问题，也是关乎党和政府执政能力与公信力的民生民心工程，其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是，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屡屡亮起红灯，已经暴露出的“问题食品药品”数量之多、范围之大、波及地域之广、危害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媒体曝光的诸如瘦肉精、地沟油、毒胶囊等事件更是令人触目惊心，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一再触动人们的神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药品犯罪作了较大的修改，在量刑上作出较为严厉的规定，但面对严峻的食品药品安全形势仍显不足，仍不能有效打击、遏制食品药品犯罪。本文就我国食品药品犯罪的立法不足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建议。
　　一、《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药品犯罪刑事立法的修正
　　201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对新刑法的食品药品犯罪立法做了较大的修正，对严惩食品药品犯罪起到了积极作用。总体立法取向是严密刑事法网，加大处罚力度。具体表现为：
　　（一）对相关犯罪的构成要件做出了修改。如对刑法第141条的修改，取消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构成要件，使生产、销售假药罪由状态犯变为行为犯；对刑法第143条的修改将“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食品”改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将“食源性疾患”修改为“食源性疾病”。
　　（二）对刑罚部分进行了完善。如第141条、第143和第144条都取消了单处罚金刑和比例式的罚金刑适用标准。另外，针对第141条、143条增加了适用较重刑罚的条件。除“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以外，增加“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作为第二档加重处罚情节之一，除“致人死亡”以外，增加“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作为第二档加重处罚情节之一。同时，在刑法第144条中的基本量刑档中删去了“拘役”的规定，第二档情节条件中删除了“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 降低了处罚的门槛。
　　（三）增加了相关罪名。《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中增加了一条作为408条之一，即“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也就是“食品监管渎职罪”。
　　《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做出的调整，是对近年来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严峻形势和公众要求严惩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呼声的回应，也是实现了与《食品安全法》等法律的有机衔接，但是，现有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刑事立法与我们“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需求还是存在差距的，仍需要做进一步的完善。
　　二、查办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
　　2012年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通报了2011年以来危害食品药品案件的审结情况： 2011年，全国法院共受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案405件，审结387件，生效判决人数481人；受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367件，审结333件，生效判决人数410人。2012年1至6月，全国法院共受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案688件，审结549件，生效判决人数562人；受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330件，审结276件，生效判决人数425人。经分析比较，2011年全国法院受理的危害药品安全犯罪案件比2010年上升275%，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上升216%。今年上半年生产、销售假药、劣药案的收案数又比2011年全年的收案数高出69.88%。除此之外，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犯罪竞合的处理规定，还有大量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依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非法经营罪等罪名从严追究刑事责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案件数量大幅上升一方面说明了司法机关加大了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但这些被查处的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仅是冰山一角，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目前我国食品药品安全形势的严峻。因此，进一步完善现行刑法，加大对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惩处力度，就显得很有必要。
　　三、我国食品药品安全刑法保护的缺陷
　　《刑法修正案（八）》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调整从总体上来讲还是比较保守的，还有需进一步完善之处。
　　（一）犯罪分类不当
　　生产销售假药、生产销售劣药罪、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罪归属于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罪进行调整。但是以上罪名不仅仅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其更危害了公共安全。近年来，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屡屡频发，且存在不易觉察、隐蔽性高，人为不确定因素加大，科技含量上升，波及范围广以及受影响人数多等特征。食品药品安全恶性案件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其破坏了国家对食品药品的管理制度，更主要的是侵害了不特定的多数人健康权利和生命安全，危害了公共安全乃至于国家的安全。而事实上现在很多食品药品恶性案件的危害范围之大、危害后果之严重,绝不亚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危害程度，因此应提高对食品药品安全的刑法保护程度，将与之有关罪名归入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
　　（二）犯罪构成设置不当
　　1、刑法对假药、劣药作二元区分不科学。我国刑法在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劣药罪的规定中采用了二元划分法，但没有对假药和劣药的内涵作出明确界定，而是采用空白罪状直接援用我国《药品管理法》对假药、劣药的定义。《药品管理法》把药品成分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规定为假药；把药品成分含量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规定为劣药，并采用列举的办法罗列了一系列认定假药和劣药的情形。但在司法实践中，列举的假药和劣药表现形式很容易出现竞合，使得具体的认定过程难以进行区分与界定。例如我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超过有效期的药品属于劣药，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变质了的药品属于假药，但超过有效期药品性质区别很大，部分超过有效期的药品还处在药品稳定期内，没有失去药效或者还没有变质，但有一些超过有效期的药品已经变质失效甚至产生有毒有害物质。这样超过有效期的药品是假药还是劣药就可能出现竞合，即假如超过有效期的药品已经变质了，那么该药品既是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所规定的假药又是该法第四十九条所规定的劣药。由此来看，社会危害性相当的两种行为却因罪名不同，在构罪标准和追究责任时却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结果，这有违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2、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界定为危险犯不利于严厉打击此类犯罪。《刑法修正案八》在对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罪的修正中仍然保留了“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条件，将此罪界定为危险犯，这无疑会给打击惩治此类犯罪带来证明上的难度和障碍。因为，现代食品工业和科技创新给食品安全带来的风险，往往受检测手段和方法的局限，在当时的情境下是表现为符合安全标准，但其是否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或者食源性疾病往往具有潜伏性，短期内无法显现。事过境迁，等问题暴露以后再发现其危害性，则为时已晚，比如大量转基因食品的危害性就需要很长时期才能显现。而且食品卫生监管部门和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发现，许多案件根本无法证明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与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给认定犯罪增加了阻力。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修正案才对刑法141条规定进行修正，删除了“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要件将生产销售假药罪规定为行为犯。
　　　　3、将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主观方面设置为故意不利于全面打击犯罪。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主观方面要求故意，主观过失则不构成相应罪名。《刑法修正案八》中也未涉及到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过失犯问题。事实上，在食品药品生产领域，由于生产、经营者等相关人员安全意识的淡薄及能力上的原因，难免会因业务过失引发食品药品安全事故。比如在食品药品原材料采购领域，采购者可能因懈怠、人情等原因不尽职履行查验义务。再如在食品药品生产、运输、储存过程中，由于责任人的疏忽可能导致食品药品变质、过期、混入有毒有害物质，都可能导致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的发生。食品药品安全关涉民生和社会稳定，因此从业者应该被赋予更高的注意义务。过失犯罪由于缺少立法规制，不能以生产销售假药等相关罪名惩处，而只能按重大责任事故等罪名处理，这样一来，刑罚相对就较低了，这不利于全面、有效打击食品药品过失犯罪。
　　（三）刑法调控范围过窄
　　对食品药品的调整要体现出全方位、全过程，在主体上涉及食品药品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和监管等人员，在对象上包括食品、食品添加剂、药品原料、辅料、食品药品容器等。在流程上包括生产、销售、运输、储存等多个环节。而当前，《刑法》对食品药品犯罪的调控范围比较狭窄。在主体上只规定生产、销售人员，对于采购、运输、储存等相关人员却没有涉及，在对象上仅规定了包括食品药品和少数在单行刑法中涉及的如盐酸克仑特罗等物质，未包括绝大部分的食品添加剂以及药品相关产品，在流程上只涉及“生产”和“销售”环节，对于食品流通过程中的包括运输、储存等其他环节没有规定，这就导致部分行为人虽然违反了相关规定，但却因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罪刑规范而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但事实上这些行为也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刑事立法或司法必须尽快弥补不能找到处罚依据的真空地带。
　　（四）刑事责任设置不合理
　　1、罚金刑可操作性差。《刑法修正案八》对于食品安全犯罪则采取了并处罚金和无限额罚金的立法模式，虽然在立法上显示了对食品犯罪上不封顶的高压状态，但通常情况下，罚金的数额总是与犯罪数额、违法所得及犯罪后果等因素相联系，在无限额罚金的情况下，由于没有适用罚金的上限、下限及具体计算标准，具体可操作性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2、资格刑缺失。我国资格刑的设置刑种单一，仅有剥夺政治权利和驱逐出境两种，且资格刑不适用于法人。事实上资格刑在惩处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可以有效地防止其利用该种资格再次从事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活动，打破“罚完了再犯、犯完了再罚”的规制怪圈，以此应对当前愈演愈烈的食品药品犯罪。
　　四、对我国食品药品安全刑事立法的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食品药品安全刑事立法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加大了惩处力度，但是，仍不能完全适应当前预防和打击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需要。因此，应进一步完善我国食品药品安全刑事立法，加大犯罪打击力度，切实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一）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应归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不仅对市场经济秩序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也极大地侵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如三鹿奶粉事件，给我国奶制品行业带来巨大打击，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统计，对市场经济秩序造成了恶劣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导致近4万名婴幼儿接受门诊治疗咨询，1.2万余名婴幼儿接受住院治疗，重症100余人，3人死亡。从某些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构成来看，完全符合刑法关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规定，可以将其提升到危害公共安全的层面。在审判实践中， 有将某些食品犯罪行为判决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先例，如三鹿奶粉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张玉军、张彦章、高俊杰、薛建忠、张彦军均被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刑罚。再比如河南“瘦肉精”案中的刘襄、奚中杰、肖兵、陈玉伟、刘鸿林等五名被告人均被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刑罚。
　　　（二）科学设定犯罪构成要件
　　1、取消假药、劣药的二元划分，统归为生产销售伪劣药品罪。我国对假药、劣药的二元划分，虽然我国这种划分方法从制定者的原意来说，意图根据药品对人体造成的危害程度来区分假药、劣药的不同惩处办法，从而达到有效惩处假药、劣药犯罪的目的，但是由于假药、劣药之间的界限难以界定，且二者的危害程度也难以明确，因此这种划分不科学，操作起来也不符合实际。从国际上看，大多数国家并没有这样划分，而是根据不合药品是外在质量不合格还是内在质量不合格将不合格药品划分为掺假药和冒牌药。基于此，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规定，将假药、劣药两个概念统一起来，统称为伪劣药，不再进一步区分，同时将刑法第141、142条罪名进行合并，统称为生产销售伪劣药品罪，以利于对此类行为的惩处，同时有利于与国外法律接轨。
　　2、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升格为行为犯。食品安全犯罪的行为与后果，具有潜在性、后发性和长期性，犯 罪行为一旦实施，就将产生潜在的危险，一旦爆发将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因此需要刑法对其予以及时规制。同时，鉴于技术手段滞后等原因，很难检测其危害程度，很难对是否足以造成严重后果进行预测。如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尚未建立科学可行的“地沟油”检验方法。因此，在不安全食品泛滥时期，将此罪升格为行为犯，更有利于严厉打击此类犯罪。事实上，国外很多国家对于食品安全犯罪就是以行为犯的形式加以规定的，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德国刑法典》。因此，为适应国际食品安全刑事立法趋势和我国惩治食品安全犯罪的现实需要，应考虑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升格为行为犯。
　　3、增加食品药品安全过失犯。目前在我国食品安全的法网中，除了食品监管渎职罪这一过失犯罪之外，对重大过失导致的严重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只能适用重大责任事故罪等罪名惩处。现代食品药品行为高度集约化、专业化，对食品药品从业者的专业要求要求也越来越高，此外，从事容易对人的生命、身体造成危害的危险业务的人，应当被赋予防止过失造成死伤结果的特别高度的注意义务。食品药品关涉民生和社会稳定，对从业人员应当被赋予更高的注意义务，因此，有必要增加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过失犯，以使对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惩治更加全面、有力。实际上，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增设过失犯也是国际上的主流做法。如在《日本刑法典》、《德国刑法典》及《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中都对食品药品安全犯罪过失犯进行了刑法规制。
　　（三）增设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罪名
　　从刑事立法来看，对食品药品安全的有效保护，需要建立一个全方位和系统化的保护体系，严密法网，加大惩处力度，以使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分子难以逃脱法律的制裁。
　　1、拓展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范围，修正为“生产、经营”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从国外的立法经验来看，在对食品药品安全立法时都注重法网严密，具体来讲，既对生产、销售行为予以惩处，也对持有、包装、运输、存储、进口等流转环节的行为予以犯罪化处理。将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从生产制造到销售分发的整个过程均以刑法予以规制，避免了犯罪嫌疑人规避法律惩处。我国《刑法》只侧重于对食品药品生产、销售行为的规制，对于食用农产品的种植、养殖环节、药品原材料的种植、采购环节以及食品药品流通环节的包装、运输、贮藏都没有进行合理保护，使得这些环节中侵害食品药品安全的危害行为难以得到应有的惩治。如最近媒体曝光的菜农喷施甲醛保鲜大白菜，这种行为严重侵害消费者身体健康，《刑法》却无法予以打击。相比较来讲，《食品安全法》中的食品安全，涉及到食品生产、加工、包装、运输、贮藏、销售以及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食品运输工具等，实现了对食品安全的全方位、全过程监管。因此，应该拓展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刑法调控范围，修改为“生产、经营”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全方位、全过程加强对食品药品安全的监管，从而有效预防和打击食品安全犯罪。
　　2、严密刑事法网，增加持有型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就食品药品安全犯罪而言，行为人持有或储藏危险食品药品不是目的，其目的是最终通过销售等方式获得利益。目前的持有、储藏行为是销售行为的前端，是在为追求利益做准备。一般而言，行为人肯定要将这种食品或药品转让换取钱款才会罢手。在行为人转让之前，暂时不会发生可以具体测量的物质性的危害后果，但转让完成后危害后果必定发生。因为危险食品药品一旦流入社会必会被人食用，那将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贻误诊治。这种危害后果一旦发生则不可逆转，难以复原。故持有或储藏危险食品的行为具备造成严重后果的极大可能，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但是实践中，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具有隐蔽性，查证困难，很多案件在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取证后，由于嫌疑人拒不供认持有是为了销售且拒绝提供赃物来源，如若无法查证销售情况的，这类来源、去向不明的危害食品药品行为将难以受到刑罚惩治。因此，应将持有危险食品药品规定为犯罪，以严密法网，杜绝危险食品流向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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